2013年3月26日星期二

国际佛教大学联合会总秘书长:法轮功是盗用佛教理论的邪教

国际佛教大学联合会总秘书长、国际知名佛学研究专家迪安·皮伯斯(Dion Peoples)2012年7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法轮功盗用了佛教的部分理论,但佛教界领袖们确认法轮功与佛教基本教义并不相符,是个日渐式微的、令人讨厌的邪教。

  皮伯斯曾于2001年发表了一篇《法轮功邪教》的论文,明确指出法轮功是邪教,李洪志强迫人们去相信被他扭曲的正规宗教的理论,扰乱了公共秩序和国家的教育制度。李从中国出逃的原因是他害怕受到法律的处罚。2012年7月,皮伯斯先生为这篇论文写了一篇新的序言,他毫不掩饰对法轮功的厌恶:“我坚持认为自己对这个日渐式微、令人讨厌的邪教毫无同情之心。”

  皮伯斯在这篇序言中强调自己目前仍认为法轮功是邪教。“现在我仍然坚持文中观点,因为我从未发现这篇论文中所提到那个组织的信仰有所改变。而这些观点源自学术研究,到现在仍然站得住脚”,“佛教界的领袖们……确认法轮功与佛教基本教义并不相符”。

  皮伯斯认为,李洪志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他迷失了人生方向,而使全世界数百万人误信了他扭曲的世界观。李洪志的兴趣在于通过空乏人们的精神获取名声和物质,他将佛教和道教商业化,并把他自我标榜的神秘主义注入社会上离经叛道的训练方法中,称之为法轮功。很明显,李洪志试图传播巫术或人们心中一些虚假的信念来克服他们的压力,包括心理和身体的压力。他的《中国法轮功》全书呈现的内容,半真半假,往往就像政治家一样逃避问题。

  皮伯斯称李洪志将冥想技巧和错误的理论整合成一个整体,这种教学的做法不值得推崇,李洪志不但违反了他师父的意志,并试图诋毁佛教和道教的所有思想流派。

  皮伯斯在文中说,自由往往是极端的误用,没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当赋予个人太多的自由,他就认为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搞得一团糟而无视公共政策。这违反了宪法:“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对于部分国际媒体同情法轮功信徒的现象,皮伯斯先生表示深感厌恶,他称,李洪志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会很快消失,他使他的追随者盲目地相信他伪科学的方法。而最为不幸的是,迷信李洪志的思想已经导致了死亡。

  迪安·皮伯斯是国际佛教大学联合会总秘书长,在泰国最富盛名的佛教大学——朱拉隆功大学从事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发表过多篇佛学论文。2001年9月1日,芝加哥城市学院期刊《英语写作II》刊登了他的题为《法轮功邪教》的论文。文章分析了法轮功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法轮功违反了中国宪法,李洪志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骗子。

现实生活版的“超级大忽悠”

众所周知,赵本山是当下中国最著名的喜剧大师,也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小品王”,他领衔担纲的喜剧小品“三部曲”,分别是2001年、2002年和2005年在央视春晚献演的《卖拐》、《卖车》和《功夫》(也说“卖担架”),其中赵本山均饰演诡计多端、花招迭出、极尽坑蒙拐骗的“大忽悠”,他的好搭挡范伟则扮演原本心地善良、总是上当受骗、最终幡然醒悟的“范厨师”。由于这“三部曲”颇有喜剧色彩,许多经典台词至今仍在坊间广为流传,如“没病走两步”、“你跺你也麻”、“恭喜你,你都会抢答啦”、“忽悠,接着忽悠”、“谢谢噢”等。不但如此,许多人还觉得小品中的那个“大忽悠”,与李洪志堪有一比,尤其是在坑蒙拐骗忽悠人方面,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最近,笔者饶有兴致地进行一番比对和梳理,深感李洪志是个“超级大忽悠”,因为舞台上的“大忽悠”仅作为一种艺术形象,主要是逗逗乐、开开心,只忽悠“范厨师”一个人,而李洪志这个现实生活版的“大忽悠”,完全是带有不可告人的邪恶用心,竟然使千千万万个生活中的“范厨师”上当受骗。尽管他们的骗人手法和招术无所不用其极,但稍作比较也大同小异,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六大骗招”:

  骗招之一:设圈套、抛诱饵,抓住人性弱点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本能有三大弱点:趋利避害、趋乐避苦、趋生避死①。不过,这些弱点又隐藏在人的潜意识里,当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时,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大众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则可以从不同角度满足人们的精神慰籍。比如,谁都渴望长生不老、终身无病,尽管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但绝大部分人对于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来临,都会感到担心、恐惧和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爱偏听偏信,一旦遇上所谓的“神医”、“大师”或街头江湖郎中,很容易上当受骗。

  事实正是如此,在赵本山小品《卖拐》、《卖车》中,那个神神叨叨的“大忽悠”就很爱钻这样的“空子”,面对“脑袋大、脖子粗”的范厨师,他总是以看病治病作为幌子,故意设圈套、抛诱饵,一张口就是什么“非常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腿有病,一条腿短”,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竟说什么“用药不好使”,必须买他的“拐杖”和“轮椅”,这样“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脚一离地病毒就闸住了”等等。如此一忽悠,原本没啥大病的范厨师果然信以为真,一步步滑进大忽悠设计的圈套和陷阱里,成为“资深上当者”(参见第三部小品《功夫》)。

  同样,在李洪志的《转法轮》、《法轮大法》等所谓的书籍和经文中,这个“超级大忽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洪志不仅抓住多数人趋生避死的“人性弱点”,还针对一些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需要祛病健身、渴望生命延续、企求社会交往、寻找精神寄托等现实需求,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迷信内容并不排斥的社会心理,趁虚而入,大行忽悠之能事。当然,更多的也是打着看病治病、祛病健身的幌子,以此为诱饵,吸引这些人“先入为主”,然后再“由浅入深”,逐步相信他的歪理邪说。

  比如,李洪志为了让人修炼他的“法轮功”,也是先信口开河指定弟子绝对“有病”或者有“附体”,然后又说“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原因是前世的回报”、“业力轮报”,并声称他已经给弟子小腹安上了“法轮”,胡说什么只有修炼他的“法轮功”,才能“消业”,不断“净化身体”、“消业”,使“业力转化”,“真正修炼的人是不会得病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他还大肆宣扬:“有病不能去医院看病”,打针吃药并不能消除“病魔”,要“相信练功能练好,把药停了,不去管,不去治,就有人给你治了”,等等。事实上,有病不用吃药打针完全是无稽之谈,古今中外的医学典籍上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小品中的“大忽悠”和李洪志这个“超级大忽悠”,之所以能够让人“信以为真”甚至“深信不疑”,如前所述,关键是抓住一些人的“人性弱点”所致。

  骗招之二:掩真相、弄玄虚,激发人们好奇心
  应当说,人都有好奇心,但是,怎样才能激起人的好奇心,并成功引人入套,确实蛮有讲究,绝非易事。不过,这对于小品中的“大忽悠”来说,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并且所用的手法和伎俩与“超级大忽悠”李洪志相比,简直如出一辙。最主要有两点非常相似:

  首先,两者都很会兜圈子、绕弯弯,往往通过掩盖事实真相或滥施“雕虫小技”来吊人胃口。如在《卖拐》中,那个大忽悠刚开始就兜起圈子来,一边指定人家范厨师有病,并且“严重”、“危险”、“发现就晚期”,一边又改口讲:“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当范厨师急得直冒火时,他又劝人家“别激动”,来了个“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还有,在耍弄“雕虫小技”方面,他故意让范厨师右腿“使劲往上抬”,随着他的手“能抬多高抬多高”,然后再“使劲往下落(跺脚)”,说是帮范厨师“调调”;在《卖车》中他又别出新招,搞另外一种所谓“测试”,要范厨师“深深吸上一口气,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然后再随他的手势大声“嚎出来,喊,啊啊啊”等。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大忽悠来指挥和引导,范厨师出于好奇和怀疑一个劲儿配合做动作,结果呢,反复抬腿跺脚导致腿脚麻了(谁跺谁都麻),使劲吸气再加拼命嚎喊导致头脑晕了(因为喊缺氧了),连一旁的傻媳妇都知道这是在“耍人”,劝自己老头子“别整了”,只有范厨师完全蒙在鼓里!

  同样,李洪志这个“超级大忽悠”也很会兜圈子,尽管他的许多歪理邪说,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十分荒谬,然而,他一开始并不是急于亮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而是先绕“花花肠子”,让练习者熟悉一些简单的形体动作,然后才是由浅入深地进行“修炼”。按照他本人所说:“开始讲法是以气功低层次祛病健身的形式在传,因为得叫大家有个认识过程。”究竟什么叫“认识过程”呢?说白了就是先吊起你的胃口,让你产生强烈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进而一步步进入“洗脑”状态。事实上,许多“法轮功”痴迷者,包括后来被帮教而转化的解脱者,他们最初几乎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对李洪志们言听计从,结果,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住、忽悠住了。

  其次,两者都很会伪装和标榜自己,热衷于玩弄某些科学名词和专业术语来迷惑人、欺骗人。看过这三部小品的人都知道,那个大忽悠根本不懂科学、不懂医术,但为了把老实巴交的范厨师忽悠住,凡是能够利用的科学名词、医学术语,他都生吞活剥、牵强附会地移植过来进行诓骗,如“病毒”啊、“智商”啊、“大脑细胞”啊,又如“股骨头坏死”、“神经末梢坏死”啊,“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啊,甚至还胡诌“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一百八十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但是“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坐上轮椅“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聪敏的智商就又占领高地了!”等等。大忽悠通过玩弄这些似是而非的名词术语,目的就是假装“高深”、冒充“内行”,使范厨师增加对自己的信任度,完全消除疑心和戒心。这一招果然很奏效,范厨师不但“相信”自己“智商”有问题,还感恩戴德地对大忽悠说:“我不是愚昧人,我相信科学,刚才听了你的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轮椅了。”

  相比之下,小号手出身的李洪志忽悠起他的“大法弟子”来,更会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尽管他只有初中文化,只练过几天健身气功,接触过一点佛教、道教的皮毛,但他总是不懂装懂,很会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满口这个“名词”、那个“术语”。当然,他也会说“病毒”、“病魔”、“智商”、“植物人”之类,但更多的是法身、法轮、附体、业力、元神、松果体、开天目、上层次、圆满、中子、原子、微量金属元素、分子结构、电磁波、γ射线等,他还很会神化自己,自我吹嘘曾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过测定,说自己通过修炼独创的“法轮功”,其身上“发出的γ射线和热中子超过正常物质放射量的80倍到170倍”之类。从表面上看,似乎李洪志玩弄的这些词语和概念更“高深”、“高明”一些,但剥去其伪装,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迷惑人、欺骗人。

  由于两者均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看病治病的幌子,光是某些名词术语和“雕虫小技”等,足以把许多缺乏科学知识、不懂医学常识的普通人蒙住,更何况“脑袋大、脖子粗”的范厨师和平时足不出户、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的城乡中老年人了。殊不知,即使有个别“法轮功”练习者声称练功后感觉身体舒适了,也并不是李洪志大吹特吹的“神奇作用”,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只不过是气功中的心理暗示加上有规律的生活起居所产生的必然效果。

  骗招之三:玩花招、耍噱头,想尽馊迷糊人
  所谓“噱头”,按照通俗地理解,无非是指馊主意、鬼点子、花招、滑头等,多属于耍心眼、耍嘴皮之类的“假把戏”,有时很能迷糊人、捉弄人。这在赵本山的三部小品里,最典型的当数所谓的“智力测验”和“脑筋急转弯”,以及“师徒配合砸车计,稀里糊涂突然落锤计”了,那个满脸堆笑、暗里使坏的大忽悠,巧妙利用简单的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等,竟能把范厨师忽悠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他抓住一般人的惯性思维,故意把阿拉伯数字运算及“等于”、“不等于”之间进行变换,在出题目时,先是出“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当范厨师回答“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并不是所谓的“正确答案”(在算错的情况下)后,他又颠来倒去连出好几道“八卦题”,让范厨师一半清醒一半醉,直到犯迷糊,这时陡然改出“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范厨师以为还是刚才一样的题目,随口应答“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很显然,这样回答又是不正确的。

  至于树上、地上一共有几个猴的“脑筋急转弯”,那就更加滑稽、更加吊诡了,他故意把汉字“骑马的骑”与“七八九的七”读成一个音,玩起了东北话“骑”、“七”不分的噱头,不论范厨师如何回答,大忽悠都要说出另外一个答案的,因为他的题目是“树上骑(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当范厨师听成“七八九的七”、回答是“八个猴”,他偏说是“骑马的骑”、“共两猴”;当范厨师回答是“两个猴”时,他又辩解为“八个猴”,说是“树上骑七个猴”。关键在于,他的所有答案往往是开放式的,他把每道题都预设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因为大忽悠在第三部小品《功夫》中已经不打自招敞开了谜底:既是两个猴,又是八个猴;也可能三个猴,还可能九个猴!当范厨师问“怎么又变了呢”?大忽悠竟然回答说“怀孕一个猴”!因此,无论你如何去理解和质疑,他总有理由和借口蒙住你、诓住你。

  那么,李洪志这个“超级大忽悠”为了玩花招、耍噱头,他又采用哪些鬼把戏呢?除了玩弄那些牵强附会、艰涩难懂的“名词”、“术语”和“文字游戏”外,在许多情况下,他也同小品中的大忽悠一样,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经常改弦易辙,动辄让人误入彀中。不但如此,他还很会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他所讲的许多“法”和“理”从来都没有统一标准,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说法,全凭他一张大嘴摇唇鼓舌、嚼来嚼去。

  比如,李洪志总是说自己有“法身”,会随时随地保护每一个修炼者,但对于有些人因修炼“法轮功”走火入魔、遭遇不幸,他要么这样来诡辩,要么那样去搪塞,说什么他的“法身”只保护“真修”弟子,“不表现在常人社会”,常人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或者另找借口,胡说人是有“天寿”的,“正因为他们修炼了,才给他们延长了寿命,否则他们早就一命呜呼了”。

  然而,到底怎样才算是“真修”呢?究竟什么是人的“天寿”呢?这个“超级大忽悠”从来就没有说清楚过,倒是他的《转法轮》中有这样几句话说得“最清楚”,他说:“有时你遇到磨难,喊我名字,看见我在你眼前,也许不帮你,那是因为你应该过的一关。”但是,李洪志对于实在难以解释和回答的问题,往往是拿“复杂”二字敷衍了事,以致成为他强调客观、掩饰尴尬的“口头禅”,比如,有人专门作过统计,仅《转法轮》一书出现“复杂”字眼就有27处,有的甚至还要加上“非常”、“相当”、“极及”等语气。由此可见,这家伙是多么的狡诈、奸滑和无厘头。

  骗招之四:唱双簧、跳群舞,联袂上演“活报剧”
  “活报剧”也称街头剧、广场剧,是一种不受舞台条件限制的戏剧演出形式,我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流传较广。据有关资料,它最早起源于前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于美国,其英文译名为:Living Newspaper(活的报纸),最大特点是,短小精悍,较为通俗,可以对不识字的观众进行宣传鼓动,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在美国很快销声匿迹。但是,笔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本文所列举的这两个“大忽悠”,他们在施展坑蒙拐骗、招摇撞骗“才华”时,也在分别上演着这种已经颇为鲜见的“活报剧”,且多数情况下是以“唱双簧、跳群舞”的形式出现。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上演“活报剧”呢?有句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人难唱独板腔。无论是赵本山饰演的那个大忽悠,还是李洪志这个真正的“超级大忽悠”,即便他们的“忽悠智商”再高、“骗人本领”再大,也是需要有人接应和配合的,就像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样:“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提到这点,凡看过赵本山那三部小品的人,很容易想到其中的许多“夫妻双簧”、“师徒双簧”情节,那个大忽悠和他的那个“傻媳妇”,以及后来那两个已经可以“独创江湖”的徒弟,为了把范厨师忽悠住,并把范厨师的钱财骗到手,总是扮演一唱一和、一问一答、一正一反角色,里外明暗之间,配合得相当默契,可谓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特别是前两部《卖拐》、《卖车》中的那个“傻媳妇”,别看她的戏份不多,整个过程都只是几句话,或几个动作(包括形态和眼神),从表面上看确实像个傻乎乎的“旁观者”,同时也像是心地善良、实实在在的“好心人”,其实并不然。因为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管是不是事先安排摆布好的,但都能被大忽悠横拉竖扯、挤挤歪歪地所利用。比如,她总在一旁看笑话或乱插嘴,有时又真真假假劝自己老头子“不要坑人”,同时也有一搭没一搭地提醒范厨师“不要上当”。然而,对于渴望“祛病健身”、已被“精神控制”的范厨师来说,她越是这样“好心好意”,越能起到激将与反激将的作用,导致范厨师两次上当受骗后都还要说声“谢谢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当然,在第三部小品《功夫》中的“师徒双簧”也是一样,当大忽悠举锤假装要“砸”那两辆轮椅车时,两个徒弟忙喊“师傅,你不能砸啊!这是你们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但是,这时的范厨师毕竟不是先前的“一根筋”了,已经可以防忽悠、反忽悠了!

  如果说小品中那些演双簧型的“活报剧”堪称一绝,那么,李洪志一手导演并亲自担纲的“夫妻双簧”、“师徒双簧”,甚至“父女双簧”、“兄弟双簧”等,更是一出又一出、一幕又一幕。

  据有关方面披露,李洪志的结发之妻李瑞,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在李洪志早期刚刚传授“法轮功”的过程中,就开始形影不离,主要是兜售“法轮功”有关书籍和资料,可谓是李洪志骗钱捞钱的“好帮手”和“贤内助”;女儿李美歌(原名李歌,有时也称李娜),从她10多岁起就被李洪志经常带在身边,让她一起跟随学着装神弄鬼,在必要时当作“招牌”和“道具”,由李洪志现场吹捧和利用,说女儿能够“上达天庭”,并乱伦胡说是自己的“师父”;还有李洪志的弟弟李东辉(也称李辉),原是中国军事博物馆的讲解员,后来也进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在李洪志传播“法轮功”的过程中,兄弟俩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凡是李洪志不好出面解决的具体事务,包括有些活动的组织准备,如募集、募捐等活动,一般都由李东辉负责办理。

  至于轮番联袂上演“师徒双簧”戏就更甭提了,这些年,李洪志一再辩称“法轮功”没有专门组织,实行的是“松散管理”,是“人传人、心传心”,但大量的事实证明,李洪志的“法轮功”完全与其它邪教组织一样,具有一套严密而又完整的组织体系,仅1999年中国政府正式取缔“法轮功”前,在“法轮大法研究会”下,共在全国各地设立辅导总站39个、辅导站1900个、练功点28263个,曾一度控制210万“法轮功”练习者②。

  有了这些组织和那么多“大法弟子”,表演起“师徒双簧”那就更是得心应手,需要有人充当“托儿”,可随时随地物色到“合适人选”;需要连篇累牍炮制歪理邪说,可以从中到处发掘“人才”、雇请“抢手”。即使后来逃到国外,他也离不开这些,或在各地法会“讲法”时与他的大法弟子一明一暗搞“躲猫猫、捉迷藏”,唱“接档对手”戏,或散见于那个明慧网上“精华文章”和“师父评语”、“师父加注”等。可见,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不仅擅长表演双簧型“活报剧”,而且爱跳“群体舞”,搞“逗你玩”游戏。

  骗招之五:盗名世、敛钱财,不择手段坑人
  大凡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说话办事往往拐弯抹角、沽名钓誉,并且要装出一副慈爱友好、善良大方、虔诚怜悯的样子,正因为这样,有时很难让人识破。但是,骗局终究是个骗局,总有被识破、被戳穿的时候,最可恶的是,有些骗子为了骗人钱财,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仅把人当猴子耍,以为所有人都是傻瓜,而且不讲一点人性道德,一步一步把人往死里坑。笔者认为,赵本山小品中的大忽悠与李洪志这个“超级巨骗”都是如此,有时甚至把常见的街头骗术和江湖上的下三滥手段也用上了。

  在这里,不妨先说赵本山所演小品里的那个大忽悠,从最初的卖拐杖开始到后来的卖轮椅、砸轮椅,他明知范厨师两条腿好好的,头脑也很正常,偏说这有病、那有病,并假惺惺地帮助“调理”,发誓要把人家“摆平”,根本就不管人家的死活;他明明以骗取钱财为最大目的,但表面上总是悲天悯人的样子,一直在假装慈悲,搞半推半就、欲拒还迎那一套。最可恶的是,他习惯把索要钱财的责任推托给媳妇或徒弟,但嘴里吐出来话又非常抓人心、挠人肺,凡是忠厚老实人都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范厨师更是小菜一碟。

  比如,在《卖拐》中说什么“我知道你性格,她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你得要脸;你这么给,假如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在《卖车》中说什么“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就给个改装费,你要多给,我跟你急,不跟你处,下次啥都不卖你”;在《功夫》中他还是这样讲:“按理来说不应该跟你要钱,但你要面子,你这个人非常要面子,不给又不是你的性格!”结果分别是,第一次范厨师被骗去“三十二块钱加一辆自行车”,第二次被骗去“三百块钱加一块手表”。幸亏在第三次中,已经“不看菜谱看起兵法”的范厨师,凭借“丰富的上当经验”才管住口袋中那2000元钱,即使大忽悠与两个徒弟再折腾、再搅和,哪怕“动手改抢”、“双膝下跪”,他也能使自己防“忽”于未然,否则的话,很容易导致第三次上当受骗。

  我们再来看李洪志是如何盗名欺世、暴敛钱财,不择手段把人往往死里整、死里坑的。自诩为“宇宙主佛”的李洪志,为了骗取无数弟子的信任,也为了骗取更多钱财,在1994年9月24日,不惜将自己的出生日期由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l3日。为何要作如此改动呢?意在告诉众人,这一年的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正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而相传佛教有转世说,释迦牟尼是佛,他李洪志当然也是佛,根本不在乎名利和钱财,他已经“放下名利情,修成佛道神”了。

  但是,据有关资料揭发,李洪志早在“闯江湖”初期,就很快完成敛钱聚财“三级跳”:先是以“发功治病”为名到处骗钱捞钱;接着是通过“法轮功”组织体系建站办班搞非法收费;再后来则是大肆销售其非法出版物获取暴利,仅从1992年开始到1999年底,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等名义,向全国各地发行和经营“法轮功”书籍达1057万册,音像、图片制品等629万盒(张),总销售额161亿元,非法获利4100余万元。

  不但如此,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在盗名世、敛钱财过程中,而且很会绞尽脑汁编故事,尤其是胡编那些违背人性、违背科学的“生动事例”。如1992年6月21日,他在北京建材礼堂带功讲课时,绘声绘色地说:“有一个罗锅的人,背驼得很历害,后面像背了一个大包袱一样,进来了,要治病,他说很痛,我看一看,我也不能不管他,我说这样吧,大家先耽误一会儿,我给他看一下,我用掌给他拍了五下,然后我一顶他,这个罗锅立刻就直了。”李洪志拿残疾人如此“开涮”,简直是把残疾人往绝路上引,弄得后来有人公开“叫板”愿意悬赏10万元,向全球寻找“见过李洪志把罗锅拍直的人”,当然无人前去领赏,一时成为笑谈。

  笔者认为,假如真有其人,那也是李洪志雇请的“托儿”和“抢手”,因为这个大骗子及其同伙为了诱骗更多的人上当,还曾如法炮制一系列所谓的“调查报告”,如《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北京紫竹院辅导站抽样调查分析》、《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广东省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练习者身心变化实例》等。这些“调查报告”名为真人真事,但通过新华社记者逐个进行“反调查”,不是张冠李戴,就是子虚乌有,其中就有这样一例“奇闻”,说有个叫陈××高龄老妇已经77岁了,在修炼“法轮功”后,早已做过子宫切除术的她开始来“例假”了。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例假”,那是成年妇女在女性激素作用下子宫内膜发生周期性脱落形成的,如果子宫或输卵管切除的话,绝对不可能有“例假”之说,即使有的老年妇女绝经后再次出现月经来潮或白带增多,也是一种的危险信号,说明其体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应当及时求医问诊,而李洪志却认为是“枯树开花”,是他传授“性命双修功法”带来的“普遍现象”,显然是把这些老年妇女往往死里坑(参见1999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5版)。

  骗招之六:变狡兔、隐踪迹,“承诺”一拖再拖
  成语“狡兔三窟”的字面意思,是指狡猾的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穴。据说,一般的动物通常只有两个洞,一个前洞一个后洞,但是,这种狡兔为了便于隐藏和逃脱,往往打有三个洞,好处在于,堵住前洞还有后洞,后洞不安全还有别的洞。这则成语故事也用来形容某些坏人无比狡滑,在干坏事前后采取很多掩蔽措施和应变办法,用以自己保护和自我解脱。

  联想到小品中的大忽悠真是比狡兔还狡猾,他每次行骗都有不同招术,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有两个以上答案,而且很会利用身边人(自己媳妇和两个徒弟)作掩护、耍滑头。比如,在《卖拐》和《卖车》中,让自己媳妇充当傻乎乎的“托儿”,明明想把范厨师往死里坑,却从表面上看不出一点坑蒙拐骗的样子,因为他故意把要钱、要自行车、要手表等责任,全部推给了自己的“傻媳妇”,一旦骗得钱财后便立刻玩起“隐身术”,弄得上当受骗的范厨师“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一年”,才撞上这对“双簧夫妻”、“骗子夫妻”,可大忽悠竟然美其名曰:“别激动,我们做好事儿从来是不留名的!”

  那么,在后来的《功夫》小品中,这位领着两个徒弟并“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大忽悠,更是到了无比刁钻、奸诈的程度,当完全清醒过来的范厨师“还以其人之招”,反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先杀猪还是先杀驴)时,由于这个问答题面临两难选择,大忽悠开始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为了留好“退路”又不失“教师爷”的面子,他当即改口让两个徒弟回答,这分明是拉徒弟们作抵挡,但他却说成是“给你们俩个机会”;当两人一前一后回答都受到范厨师的嘲弄和羞辱后,这个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蔫的忽悠谑了”的大忽悠仍然振振有词,一面朝两个徒弟呵斥道:“悲哀,真让我替你们感到悲哀!眼看就要独闯江湖了,这怎能让我放心得下?”一面又大言不惭地说:“我告诉你们,这个问题先杀谁都不好使!我为什么没回答呢,就因为我考虑他出的这道题是有问题的!”请看,他连自己徒弟都如此这般忽悠,就像某外军流传的那个笑话,一长官摸起新兵枪“啪啪啪”打靶做示范,结果全脱靶了还有脸说:“看清楚没有,这样就打不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说到李洪志是个“超级大忽悠”,他的“狡兔三窟”本领、招术和事实就甭去更多举证了。这不仅因为他能把成千上万人忽悠得迷迷糊糊、疯疯颠颠,导致许多痴迷者命送黄泉,仅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因为他早在“法轮功”被取缔之前就已心知肚明,他的那些歪理邪说和骗局总有识破的一天,他的各种政治图谋和奸险用心总有败露的一天,他的无数罪恶和疯狂敛财后果总有被清算的一天,因此他到处设站点、购房子,经常变化骗人行踪和招术,并及早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在199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协会将“法轮功”除名后,他便伺机迅速申请签证访问美国;到了1998年一看势头不利、风声趋紧时,他就携妻子李瑞、女儿李美歌先行移居美国,并且获得当地绿卡,在亚特兰大买了房子,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主要骨干成员,后来也基本上随李洪志逃至美国④。根据原“法轮大法研究会”骨干王治文的亲戚王伯当在2007年8月31日供述:“李洪志将治文他们作为赚钱的工具,办班卖书,赚取了数亿元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长春有别墅、北京购置两处住宅,在北京有进口高档车、还有普通汽车;在美国也购有豪宅。治文不但分文未得,还搭进去数千元钱。事后,你李洪志不仅连声感谢都没有,还指使管账的刘桂荣焚烧帐本,将钱财全部卷到海外⑤。”

  然而,我们再来看看李洪志在出逃之前是怎样忽悠的:“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李洪志出国了,可能不回来了。说这话的人就把我当作和一般的常人一样。我出国了,到那儿去打工挣俩钱儿回来,或者就定居在那儿了。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大家知道我在国外是有亲戚的,我出国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的,生活条件是比这儿要好的。可是我又不追求这些东西,名呀、利呀、享受之类这些事情我都不追求,那些对我根本就没有用⑥。”

  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实终究胜于狡辩,人们不禁要问:李洪志到底追求什么呢?他的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呢?无数“大法弟子”苦苦期待的“圆满”呢?这同样可以从赵本山《卖拐》三部曲中寻找到答案:原来,李洪志所追求的也全都是“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他所“承诺”的“圆满”也同小品里的最终结局一样,范厨师需要的“担架”只能靠“自已开发”,所有“大法弟子”向往的“铺满金子的极乐世界”,也只能靠“各自开发”了,因为李洪志这个“超级大忽悠”早已在美国那个“极乐世界”,围绕自己的“史前誓约”,与家人亲眷尽情挥霍享用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着美国中产阶级望尘莫及,甚至连一般的富人们都企望不已的豪宅名车、锦衣玉食的阔绰生活了!呜呼哀哉,笔者深为不解的是,国内外还有不少痴迷李洪志歪理邪说的人,至今仍抱有幻想、执迷不悟!

新加坡网民:全能神强迫他人入教

核心提示:新加坡人Sdraco经常在个人博客Timeofyourlife发表文章和诗歌。2005年1月12日,Sdraco在博客上发表了对全能神(又称东方闪电)的看法,认为全能神是邪教,教义荒谬,手段恶劣,同时担忧全能神会毒害新加坡,毒害天真无邪的儿童。
  中国有个邪教叫全能神,起源于河南省。部分网站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邪教的情况,包括教义、理念等等。他们用虐待、引诱、欺骗、行贿等等手段让基督教徒加入他们的邪教。他们声称只有相信那个女救星,人们的罪才能得到神的宽恕。新的时代是国度时代。

  它预测地震、战争爆发的时候主就会再次降临,也就是世界末日,可是地震、战争都爆发了,主怎么还没来呢?

  你能想象如果全能神在新加坡“营业”吗?我肯定很多人会被洗脑入教。新加坡人各种安全保障措施都很好,但如果你看下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你们就会知道很多地区的百姓很容易受伤害。这个邪教会强迫他人入教,如果不从,他们会敲断你的手脚,一把火烧了你的房子。所以在新加坡,很多人也许很容易被洗脑入教,但是如果他们诉诸暴力,我们肯定就报警,向议员投诉,这个邪教就不那么容易招人了。

  有时候我会为儿童担心。他们没有社会阅历,很容易上这个邪教的当。如果我们过度保护,那么他们就会生长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以为“天下无贼”。

  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解释世间的险恶和生活的现实,慢慢地向他们揭示生活的真相,因为他们需要知道。

2013年3月25日星期一

2013年纽约华人新年巡游活动再次拒绝法轮功参与

综合美国“纽约之声”网站(Voicesofny.org)等媒体消息,2013年2月17日,华人团体“繁荣华埠总会”(the Better Chinatown Society)在纽约市举办的“第十四届新春爱心大游行艺节”活动中,以组织方的身份再次拒绝法轮功参与。

  据悉,从2008年起,华人社团就拒绝法轮功参与他们组织的新年活动。在今年的活动中,近百名法轮功成员混入了“繁荣华埠总会”组织的巡游活动中。由于无法参与正式的巡游,法轮功人员混杂在纽约华埠勿街(Mott Street)人行道上的人群中,自娱自乐了一番。

  巡游组织者、“繁荣华埠总会”主席田士锐(Steven Tin)以“潜在的安全问题和争议”为由拒绝法轮功参与巡游,并表示法轮功成员“永远别想加入”每年的巡游活动。

  据法轮功称,它准备就被拒参与新年巡游活动向市、州及联邦当局抗议巡游组织方。不过,去年巡游活动结束后,法轮功曾向市议会和市长办公室小区协助小组递交信件表达他们的不满。市议会当时回应称正对此事进行评估,而市长发言人则表示:“法院已多次裁决,巡游是自由言论的一种形式”,政府方面无权要求巡游活动组织方应将何人纳入活动中。法轮功也向纽约警察局提出举办自己巡游活动的请求,但警方以活动场地已被其他巡游组织方申请为由予以拒绝。

  据了解,在今年“繁荣华埠总会”组织的巡游中,“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Chinese Anti-Cult World Alliance)也加入其中,受到热烈欢迎。正准备竞选纽约市长的华裔领袖刘醇逸也参加了这次巡游活动,令华人倍感振奋。

法轮功被列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

据“宗教与法律”(Pr.kg)3月12日报道,“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非传统宗教及其可能的发展前景》推介发布会于3月7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进举行。在发布会上,该教材作者以法轮功为典型案例,将邪教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危害做了说明。

  该教材由Н·М·高金娜与弗拉基米尔·什高里内共同编写,由“统一”社会基金组织联合出版。该书阐述了对新兴宗教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同观点:除了详细研究新兴宗教组织的结构、学说和工作方法外,它还研究了邪教对社会已经存在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该教材的信息部分还建议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作者什高里内说道:“人们对出版这样的教材呼声已久。此部教材中详细介绍了新的宗教流派——比如像法轮功这样伪装在体育运动社团之下的邪教组织。该教材以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为基础,其中包含着与许多与不同宗教流派、‘商业’邪教组织的头目和信徒们的直接交流与接触。我们与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紧密合作,在互联网上广泛搜集了其他国家处理此类邪教组织的信息。”

  负责召开此次推介会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代表查奈别克·波托耶夫表示,这部教材是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他说道:这部教材对于大学老师、大学生、国家公务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为教材出版提供财政及筹备工作帮助的“统一”基金组织执行主席奥列格·塞尔涅茨基讲到:“教育部赞同该反邪教教材,这本教材将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大学及司法机关中免费发放。”

宗教和邪教在人生价值上的不同

核心提示:人生观就是人们关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等人生问题的根本看法、信念和观念。宗教、邪教在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价值、人应该怎样活着等问题时,均有不同的取向和评价,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对两者人生观的比较和评析,有利于认识其本质和功能,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着积极作用。
  在人生价值上,宗教与邪教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方面。

  宗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佛教、基督教均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现实,认为世间的苦难由人类自身的罪与恶所造成,苦难源于人类,伴随人类始终。而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总是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存在矛盾冲突。佛教还论证了人生的“无常”、“无我”,提出了三个命题,即“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以此推论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从佛教、基督教对苦或罪恶的洞察中,可以看出,人生是苦的命题不仅仅是佛教对人生价值的总判断,也是基督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在对待“苦”的问题上,宗教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于他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以期死后能与大梵天相结合,回到永不死亡的宇宙本体之中。那么,在对待人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问题上,宗教有其自身的理解和作为。有的教派从自身的修行出发体现信徒自身的价值,从而达到调节世俗人群行为规范的目的;有的教派从满足社会物质、精神需要出发,以“入世”的具体行为,强化其社会功能。

  如佛教认为,人生是“受报的人生”、“因果的人生”,人生是来偿还过去的业债的。《因果经》中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由此引导信徒认识到,人生价值在于偿还业债,在于现世修行、通达无我、舍离爱取。道教则以抱朴守真为其价值取向。老庄认为“朴”即人活着要淳朴、厚实,“真”即克服虚饰诈伪。老子还认为,做人要有“自知”、“知常”之明。而这种“明”既是人生态度,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对人生价值的解释,表明其不同于那种只逐物欲、不见自我,只有私欲、不见天理,只随智欲、不见精神的偏睨之明。佛教更多的是主张由苦而解脱,慈悲众人,这才是有理想的人生、有思想的人生。要求信众“广度众生”、“济贫教富”,这是人生价值之所在。此外,宗教还将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当作利乐众生的事,当作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许多高僧和其他教派信徒都谙熟医道,并以行医救人为乐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既是其体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是许多宗教信徒实现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

  邪教在人生价值问题上,主要是从“末世论”出发,对人类的前途命运、人生意义等失去信心,使信徒们信仰那些被抽象化了的社会异己力量的象征物——神,从而形成了关于神的信仰。因此,李洪志用以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是“积德”的多少。但判定好坏的标准又是荒唐的。他说:“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这就是说,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类价值与天界中神的价值是相反的。据此,他们认定,人是最低劣的,人类是十恶俱全的,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要说有价值,就是仅仅为教主活着,以图在教主的率领下出世升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许多邪教受害者抱着上“天国”、“做法王”的幻想走上了自焚之路。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另一面来干预破坏人类的正常生活,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法国以“耶和华见证者”为代表的“末世派”,鼓吹世界末日来临,煽动信徒为教主贡献一切,完全否定了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尊师”麻原彰晃以传授“超人能力”诱惑民众,鼓吹人无价值,应坐禅入门,追求解脱,后来逐渐发展为敌视社会,直至认为执行“尊师”杀人指令为正当行为,完全丧失人性,以此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

  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宗教、邪教人生观之比较》

  作者:何敦培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俄邪教危害儿童遭取缔

俄罗斯法律与司法新闻社2月25日报道,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法院已经将当地一个幽禁其成员的伊斯兰团体——“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 (sect of “Fayzarahmanists” )定为极端性宗教组织,并取缔其一切活动。


俄“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教主萨塔罗夫(图片:环球网)

  2012年8月,根据鞑靼斯坦调查委员会命令,当地执法官员会同俄罗斯检察长办公室、卫生健康监督部门、公共紧急事务部门对“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 (sect of “Fayzarahmanists” )进行调查,这个组织是以其创立人菲兹拉哈曼·萨塔拉夫的名字(Faizrakhman Satarov)命名的。


  检查中发现,组织内部20多名儿童的生活条件根本达不到国家消费者保护、福利健康和防火安全等监察部门规定的标准。

  调查同时发现,该宗教组织有未成年人参与,这违反了俄罗斯法律及儿童权益规定。


  官方调查报告同时指出,该团体的活动导致一些家庭由于宗教分歧而破裂。检察官办公室说,该教派要求其组织成员要与外界隔断一切联系,禁止上医院或送孩子上学校。

  萨塔拉夫违反法律规定,在教派内部向儿童进行教育。

  检察长办公室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该教派活动,认定该教派为极端主义宗教组织。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与检察官的公诉要求完全一致。

  注: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83岁的萨塔罗夫(Faizrakhman Satarov),自称是个抵制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先知,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在鞑靼斯坦喀山地区一座清真寺的地下掩体内创建了该组织,而他则成为国王,率领信徒,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通风系统、无灯光的地堡内居住。这个地堡的内部结构俨如一个蜂巢一样,通道纵横交错,总共有八层。跟随萨塔罗夫的信徒,就在这里居住了近10年,期间有人怀孕及产子。这个教派共有70名成员,当中包括27个孩子及青少年,最小的仅18个月,最大为17岁,许多孩子都是出生于地下,从未见过阳光,其中一名17岁女孩已经怀孕。2012年10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闻讯后在俄罗斯东南地区的萨马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国内不断蔓延的极端主义邪教势力。

邪教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动

核心提示:邪教的传播和危害社会,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具备从文化角度究其原因,探其根本的价值,本期起,节选求实杂志社编辑张西立的文章——《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当今世界邪教横行的一点文化分析》,对当代邪教产生、传播的文化根源作一探究。

  摘自张西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当今世界邪教横行的一点文化分析》,载《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4期。作者简介:张西立,求是杂志社编辑。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什么克隆、基因、纳米等层出不穷,让人有点应接不暇,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有能力最终揭示整个宇宙的奥妙所在;另一方面,各种实质上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组织也相继粉墨登场,什么“奥姆真理教”、“大卫教”、“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法轮功”等不断滋生横行,贻害人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保证它能够置身其外,不受其害。这不能不使理智犹在的人们进行深入的反思:渐入佳境的科学技术与邪恶无比的邪教组织并存于现代社会,偶然乎?必然乎?

邪教在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动

  邪教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肆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它是在传统宗教日见式微,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巩固其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的形势下产生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的渊薮。它在本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异化与反动。

  众所周知,构成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是科学与宗教。宗教和科学对于西方世界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反相成,不可或缺。
  首先,二者在实质上是互相反对、水火不容的,双方在各自的基本观点上各执一端,突出表现为“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宗教一方坚持认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所以能如此有效地运转,根本上是冥冥中造物主一手缔造的,这一切是所有一切可能的安排中最合理的,本质上是出于“预定的和谐”,人类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即便是试图有所理解,也须严格遵循“先信仰,再理解”的理路,否则就是目中无“神”,任何对万能的造物主有丝毫冒犯或亵渎的言行,都将被视作叛逆和异端。当今传统宗教界人士对克隆技术特别是对呼之欲出的克隆人表现出一种抵制的态度便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崇尚科学理性的一方则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生自灭的,其发生、发展都有其确定的客观规律,而人类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不听命于任何外在的指令,而是坚定地相信依靠自身的本质力量——“理性”可以最终洞穿万物的机理。基督教教义完全是欺人之谈。这一原则发展到后来被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所进一步巩固下来。“达尔文主义同哥白尼学说一样,是对神学的一个沉重打击。”(罗素语)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以“上帝”为核心观念的基督教仍然在西方文明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构成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我们看来,有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晚近的一些时候,在美国田纳西州讲授进化学说仍然是非法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抗圣经。

  其次,科学与宗教在世界观上固然对立,但这种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二律背反”现象却是西方生活世界的常态。生活在基督教传统氛围中的多数人对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早已“习焉而不察”。假使没有这种基于灵肉二元分裂而形成的坚硬的对峙状态,西方人的生活世界可能就会因此变得无所归依、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综观西方文明发展史,尽管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从来都没有间歇过,二者间不乏此消彼长,但只要总体上彼此还能够对峙,西方人生活世界就能够得以保持必要平衡,而一旦随着一方的长足发展,另一方处于下风,甚至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丧失了强有力的反击而只剩下防守的份儿的时候,习惯于科学与宗教共生共存那种较为稳定的二元结构的西方人的生活世界就面临着一朝坍塌的危机。于是,源于精神世界空虚、迷茫的各种社会动荡现象便会应运而生。

  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强调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基督教神学的地盘步步退却,而科学的领地却不断扩大。随着20世纪中叶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材料科学等众多的领域取得了把以前所有世纪加在一起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巨大成就,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出现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科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类从中看到自身强大的本质力量。科学早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开启心智窗口、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工具,在“唯科学主义”兴盛的今天,科学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在整个文明形态中的话语霸权地位。

  俗话说得好:两极相通。漫长的中世纪是宗教神学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而那时也是迄今为止称得上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最黑暗、最残无人道的历史时期。如今科学取代了神学,理性取代了信仰,必然性取代了偶然性,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的有章可循,“上帝不投毂子”这句话也许最经典、最直白不过地表明了现代人对因果决定论原则无往而不胜的绝对信赖和庄严承诺。然而,大约从原子中“驱除不走的幽灵”到一直视形式化为圭臬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困境,又象似在表明遵循决定论传统的现代科学尽管功莫大焉,但绝非尽善尽美、毫无瑕疵;至于它要试图独自支撑起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对于现今的科学来讲,则不免有些羁越和狂妄。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逐渐登上话语霸权的地位,一种旨在反对或否定科学(技术)的声音如“科学终结论”也颇有些声势日隆。这种论调显然是有些极端,但谁又能否定它的出现毫无道理呢?

  正是在这种“唯科学主义”甚嚣尘上,传统宗教势力日见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形开色的打着“科学”旗号而实质上反科学、形式上与传统宗教有许多类似之处然而在内在理路上却是与其格格不入的邪教组织纷纷粉墨登场。

美国反邪教运动回眸

核心提示:邪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反邪教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弘扬科学、反对邪教的各类措施的施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冯春凤的论文《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对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民间反邪教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顾,今天起,我们将节选其中的内容,为大家介绍现代欧美的反邪教运动概况。

  正文摘自冯春凤:《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冯春凤: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

  【提示】本文追述了从1960年以来西方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反对邪教的民间组织活动,也部分地涉及了其它欧洲国家的反邪教活动。文中还分析了邪教运动在西方萌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在西方政治制度和宗教观念与人权观念支配的社会中开展反邪教活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遇的困难。

  本文是对20世纪后期美国和欧洲反邪教运动的回顾。不言而喻,这一运动与邪教活动[1]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活跃是相关的。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是一般不为欧美的大众和主流教会赞同或接受的所谓“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简称“NRMs”。这中间包括了一些“异端的”基督教教派(Christian sects),如像"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会",显然只有最为正统甚至持基要主义态度的基督教会人士才会认为它们是“邪恶的”;其次,新宗教运动包括了像“科学学教会(Scientology Church)”这样的组织,也包括了“上帝儿女”这样的打着基督教旗帜的宗教运动;还有货真价实的邪恶宗教,像奥姆真理教,或人民圣殿教或太阳圣殿教这样的宗教。后面的两类有时可以称作cults或cultisms。但在欧美,还有好多具有东方色彩的宗教,如哈里克里希那以及一些非洲来的神秘宗教都是cults。Cult或cultism通常所指的是"具有狂热膜拜性质的宗教行为或运动"。新兴宗教在欧美的兴旺,据说是因为二战以后大量的移民进入欧美社会,如像印度的,中国的移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来到北美或者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有时也由于输入外籍劳工而到达德国或者瑞士。但移民们带来的宗教只是在移民聚居地传播,民族或种族的性质使人们只把它们当成一种异域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当成本国的新宗教。而这些宗教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它们的非理性主义和异文化性质,所以显得怪异并令人困惑,是不容易让人接受的。新兴宗教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欧美各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变化,就美国而言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新兴宗教频繁出现就与当时社会上的反文化运动相关。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分化和越南战争造成了民权运动,二战刚刚结束时造成的高出生率使得60年代的美国社会承受了巨大的教育和就业压力,也使大量当时的青年人产生失落感和社会边缘化的感觉,这些挫折使他们形象地自称为“垮掉的一代”,联系到越南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人们纷纷在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之外去寻求慰藉。这就是新兴宗教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在欧美,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新兴宗教现象,例如英美的“神智学会”,法国的后催眠魔术团,英法各国均有的各种招魂术(spiritualism)团体。巴尔干地区有“大白兄弟会”(Great White Brotherhood),在丹麦有马提努斯学会(Martinus Institute),在英国有"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几年,美国社会的思想混乱,每到暑假大批出身中产阶级甚至上层家庭的纨绔子弟涌到旧金山和洛杉矶来,那里的五彩斑斓的多种族文化很有吸引力,并可以容易地买到各种麻醉品,嬉皮士、雅皮士们在这里还享有性的自由,如果他们有更高一点的精神需求,可以遇到各种各样东方来的瑜伽师、古鲁、禅师。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各种新教派也在这里劝人入教,像“科学学教会、“耶稣之民运动”等等。一开始,有钱的体面的家长们虽然心存忧虑,但还是容忍了子女们的荒唐,但当越来越多的"大孩子"们放弃学业、委身于某一个宗教组织、把所有财产都送给所"归向"的宗教组织,而且有的人一旦离家便杳无音信之后,家长们这才开始着急了。向学校讯问,向警方打听,向政府部门抱怨申诉……家长们饱受了所有各种"邪教"的侵扰和丧失儿女的痛苦。这种背景下便产生了最早的反邪教组织。[2] 

美国反邪教活动的简单回顾

  在美国最初的反邪教组织是反对宗教膜拜的互助网络,它属于犹太人社会。1972年有几个非常狂热的福音派组织宣称他们将要发动一个争取新信众的传教高潮,称作“Key'73”计划。这引起了犹太人上层长老们的不安,在美国各地的犹太长老们立即作出反应,表示谴责这个破坏犹太人社团的做法。为了使犹太青年不受极端主义的传福音派别的拉拢(它们包括了统一教会、上帝儿女和国际之道等),同时又能对抗一些东方的宗教神秘主义,旧金山海湾区的反邪教组织成立,对抗了“归向耶稣的犹太人(the Jews for Jesus)”传道组织。第一个最有争议的极端主义福音传播团体叫做“耶稣之民(Jesus People)”。最初出现于南加州的消夏海滩和城市中的街道上,在那里向不晓事的青年们传道,拉他们入教。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它因为成功地“劝说”许多青年入教而名噪一时,它的教主自称先知,说自己是摩西·大卫,所有入教的青年都成了教主的儿女。[3]这个教会内部的性观念极开放,因此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团体。许多为儿女入教困扰的父母于是在1972年组织了“从'上帝儿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长委员会(The Parents Committee to Fre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from the Children of God)”,简称Free COG。该组织成立以后的活动是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同时家长间加强联系,劝导孩子们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来。纽约州的首席检查官在1974年具文谴责了“上帝儿女”。但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没有采取具体的救助措施。Free COG只得向新闻媒体求助,由后者在报刊上披露消息,呼吁社会帮助。1973年Free COG又改名为“美国父母志愿者(Volunteer Parents of America)”,以后又改称“公民自由基金会(Citizens Freedom Foundation)”。在它的影响下,父母们救助儿女的行动在民间发展起来,在70年代这个自由基金会的下属组织还有好些个,像北卡罗莱纳州的"公众警惕邪教(Public Awareness of Cult)"、内布拉斯加州的“关爱儿女(Love of Children)”和马里兰州的“个人自由基金会(Personal Freedom Foundation)”等。1976年一个反对“精神控制”的组织爱德霍克委员会(AdHoc Commission)成功地说服了参议员Robert Dole组织一个听证会来听取受害者父母们的申诉。该委员会还同“个人自由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Personal Freedom)”联系准备给家长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回顾起来,家长们的行动尚缺乏统一性,政府的考虑重点也不像一般公民。它认为"大孩子"的美国青年们有他们作了自己的宗教选择的权利,如果以家长们的意见为准,则会影响到美国人的基本民权或民主的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顾虑和观念也使警方和行政当局在制止新兴宗教组织的活动方面往往犹豫不决,即令有人同情家长们也表示爱莫能助。但在美国社会中,由于其长久的清教传统,对于异端或不那么正统的基督教思想都有一种强烈的谴责立场和态度。在正统基督教派眼中,这二者都无分别地成为了cults(邪教和狂热膜拜团体)。在1975年以前,所有不那么传统或正统的宗教都被称作cults。因此在1975年以后,当家长们为自己的子女而站出来谴责新兴宗教时,也都一律称之为cults或cultisms。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基督教正统派的极端立场看,不仅摩门教,甚至惟一神论派或罗马天主教都成了cults。这一认识立场的不利一面就在于每一次当反邪教组织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些议员的支持,准备提出法案以法律行动来反对邪教时,都会因为基督教方面的保守论调或过激言论而"搅黄"整个事情。看见福音派方面的反邪教的说法,老于事故的议员们也就会收起反邪教的发言稿,怕被指责为侵犯美国的权利法案,无视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

  反邪教团体的活动稍有进展是在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敦(Jonestown)自杀和谋杀了教徒以后。那是1978年末的事,当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死亡惨状以后,无不愤怒谴责人民圣殿教及它的教主琼斯。反邪教组织为保护自己儿女们所进行的斗争一下就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4]。这件事的积极结果就是反邪教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络网。但是参议员Dole为此组织的听证会却跑到岔道上去了,国会的听证会上,出了大批“打横炮”的发言人,当反邪教组织到场作证提供材料时,自由派和一批学者也发言,反驳了前者提出的一些论据和理论。结果Dole参议员自己先软了下来,不再支持提出一道立法来制止新兴宗教在美国的活动。由于国会的调查一直是黑箱操作,所以Ryan众议员的死也就没法炒得沸沸扬扬。最终,琼斯敦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导以及以之为题材的小说。但除了几乎一边倒的对邪教的谴责,反邪教组织在立法制止邪教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5]

注释:

[1]首先声明一点,关于什么是邪教,即令在国外也没有众口一辞的结论和标准。我们中国人理解的邪教,意为邪恶宗教,译为英文就成了“evil religion”或者“evil cultism”。但在国外研究新宗教运动的学者中间,一般不采用这个说法。而近年来由于“法轮功”引起的人们对于邪教研究的重视,中国学者一般用cult来对译“邪教”,因此,如果是外国人士阅读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处理法轮功的消息报导的英文稿,看到“cult”时,他们并不会联想到“邪恶的”这一层内涵。因此笔者建议,邪教就应该译为evil cultism或者evil religious sects或者evil religion,以免引起歧义。

[2]Jack N .Porter ,Jew sand the Cults :Bibliography ,Fresh Meadows , NY: Biblio Press ,1981.

[3]James R,LewisandJ.Gordon Meltoned. , Sex , Slanderand Salvation : Investigating the Family / Children of God , Stanford ,CA : Center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 , 1994 .

[4]但这种同情很快又给另一种困惑所代替了。在琼斯敦惨案之前,众议员Leo J . Ryan一行曾经到圭亚那去参观人民圣殿教的“模范移民点”,但他一去便死在那里了。在惨案报导一段时间以后,这位众议员的女儿叫Patricia Ryan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对他父母的谋杀,这在本来就没有人说清楚过的琼斯敦惨案上就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美国国会虽然对此邪教杀人案进行了大量的取证调查,但结果从来没有公布,留下来的只是一大批新闻界的报导,有关事件参与者的猜测和扑朔迷离的回忆录。也许人们要过好多年,直到国会的上万页的大摞文件解密以后,才能知道真相了。

[5]Cf .Christopher Edwards ,Crazy for God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9;and Rachel Martin ,Escape .Dencer ,Accent Book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