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呼喊派”又在胡扯了!

作者:斯托尔恰克·符·米 依杭(编译)
按: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行政学院宗教研究教研室副教授、哲学博士斯托尔恰克·符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于2007年2月17日在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主教区下的塔甘罗格管区子网站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他也是塔甘罗格管区新闻处主任。斯托尔恰克副教授通过自己参加呼喊派邪教组织所谓的“基督教学习班”的经历,向人们揭示了该邪教组织学习班面具掩盖下的真实面目,认为该组织终会被清除出俄罗斯。
  今年一月底,又有一个邪教组织入侵塔甘罗格(注:俄罗斯城市)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中国人)一连好几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散发去参加“基督教学习班”的邀请信。他们向受邀者保证说,他们的生活即将发生可喜的变化,他们将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将学会与上帝接触,并生活在与上帝的快乐交流之中。居住在市中心的退休人员还收到了单独的邀请信,这些寄到他们信箱的邀请信信封上明确地写着收信人的姓名。是谁居心叵测地把这些退休人员的姓名、地址信息泄露给这些外国邪教徒的,现在还是个谜。

  你光从邀请信上是看不出来学习班的组织者是属于哪个教派,他们准备宣传什么教的学说的。我按宣传单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问,也什么都没有了解到。电话里一个叫涅伊罗·库埃娃·朱利奥的人用不标准的俄语对我说,他们就只是一些信基督教的人,除此以外我什么都没有问到。于是我决定去学习班看看。到了地方(“红色锅炉工人”工厂的文化宫)我才知道他们是“呼喊派”的信徒。学习班的房间里大约有四十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日本女人、一个波多黎各女人、几个澳大利亚人及其他一些外国人。后来我还看到一个亚美尼亚人,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正好从我身边走过。他很失望地对我说,这就是一个邪教,什么都不是,他们讲的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是的,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

  首先发言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年轻人,他装着无意地说自己在莫斯科大学上学。他一上来就说,人们为让上帝满意而极力所作的善事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并说使徒保罗(注一)也是这样说的(诗篇3:20)。他这么一说,我马上就知道这位“莫斯科大学学生”的宗教知识是什么样的水平了。宗教学校(注二)的儿童都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首诗里讲的“法事”是指旧约的一些规章——割礼及遵守犹太教其它的一些宗教规章。使徒保罗这里是说,随着耶稣的到来,人类要获得解放需要相信耶酥基督,而不是遵守犹太规矩,他一点都没有提要人们不做善事。接着安德烈让大家闭上眼睛,跟着他作祷告。之后就说所有在场的人都获得了拯救。一个坐在我前面的人不停地叫着“阿门”,表示对发言的赞同。安德烈讲完后,日本女人发了言,接着波多黎各女人和美国人也发了言。

  当所有一切终于结束的时候,我试着提问题,但是他们却巧妙地对我说:“现在是茶歇时间了,您到时过来单独提问吧。”也就是说,他们不让你当着所有在场的人提问,没法进行公开讨论。

  后来,我找到一个机会问安德烈,怎么解释使徒保罗的“信仰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译注:全句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仰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位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说道:“怎么说呢,‘信仰’这词第一次是在这里出现的啊。”好一个哲学家,连这么一句话的意思都不能完整地理解,只会计算什么词出现在第一位,什么词又是出现在第二位。我又问他,为什么宣传单上没有提他们是属于哪个宗教组织的(任何宗教组织的匿名活动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他回答我说:“我们不是宗教组织,我们是出版社。”可是,如果仅仅只是“出版社”,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说教,让参加的人作祷告,而且还告诉人们何时、在哪里会有洗礼活动。总之,为什么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宗教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还想问点什么,但谈话已经结束,安德烈贴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酸苦相。

  邪教徒们总是蓄意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极力让自己看起来是诚实、守法之人。但是,这并不总是有用的。比如,在萨拉托夫(译注:俄罗斯城市)一个类似的学习班上,当地执法机关就对这个邪教组织进行了行政处罚(对他们进行了10000卢布的罚款),还把在俄罗斯非法停留的4个该邪教组织的外国信徒驱逐出境。我想,这些在塔甘罗格的外国“传教士”到俄罗斯来的手续未必都是没有问题的。

  注一:使徒保罗,即圣保罗(3年——67年),天主教翻译作圣保禄,原名扫罗(Saul)。悔改信主后改名为保罗。称圣是因为天主教廷将他封圣,但新教则通常称他为使徒保罗。他是神所拣选,外邦人的使徒,也被历史学家公认是对于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他一生中至少进行了三次漫长的宣教之旅,足迹遍至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影响深远。其纪念圣日为6月29日,与圣彼得联合庆祝。

  注二:宗教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又称主日学校。兴起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上半期。第一所星期日学校1780年由英国出版商R.雷克斯创办于格洛斯特工业区。主要教授圣经、拼音、识字。19世纪中期,英国此类学校的学生达250万人。进星期日学校学习者主要是儿童,也有青年人和成年人,多数为宗教信徒。教学内容除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外,也包括读、写、算的基本知识。有的星期日学校还为能入学的人整周开放。



法轮功企图通过宗教观念控制国家

作者:科诺多波夫·П·Ю 依杭(编译)
按:2008年7月27日,俄罗斯的分析家协会(注一)网站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轮功邪教组织为例,说明这类组织企图通过向人们植入宗教观念,以此控制人们,进而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的文章。该文最初于2003年7月27日发表在《皇冠》杂志(注二)上,作者是分析家协会会员科诺多波夫·П·Ю。作者通作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分析,揭示了世界上一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强大,以法轮功等为由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别有用心,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加大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宣传力度。
  本文中关于现代中国状况的材料,是以2003年3月各地公开发表的材料为基础加工整理出来的。如果您需要本文提及的参考材料和其它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料,以及其它的一些补充资料,可以单独向《皇冠》杂志索取。

  关于中国的简要介绍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来,这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历了数次变化。从一开始就实行的多党政治体系,在中国各个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要么是作为实际的人民政权工具,要么是扮演着中央集权国家陪衬的角色。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九个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1949年开始就进入政治协商会议)。

  1978年开始,1949年建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和力量就不断强增。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党代会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党体系在制定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越来越民主,其经济正向新的调节机制过渡,具有明显的自主形成的、以优先发展具有国家层面社会意义的经济目标为目的信息管理系统。

  1978年开始宣传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针,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经济的投资总量位居世界前列。

  一些有名的分析家认为,就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技术发展水平来说,中国都是公认的区域性领导者,且具有极大的增长潜力。人们对中国进入能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气候施加巨大影响的世界强国之列后的情景,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猜测。其中就包括中国与一系列的区域国家(比如,印度、马来西亚等)联合,实行统一的经济、货币政策(像欧盟一样),把该联盟变成总实力超过美国和欧洲联盟的地缘政治影响中心。

  问题的起因
  基于以上的这个原因,一些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和经济竞争对手,极不希望中国强大。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企图破坏中国的内部秩序,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及中国对外政治关系体系进行破坏。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与1988年至1990年间苏联的情况非常相似。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位置倒是变成第二了——第一位的是意识形态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宣传很是猖狂,他们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政府(西藏流亡政府)积极在世界强国中寻求支持,进行各种分裂性信息活动。一些诸如“人权观察”之类的国际权力保护组织又在提新疆维吾尔地区、西藏等地的问题。

  民族和宗教信仰矛盾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有的少数民族在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人民代表机构都有其代表资格。所有实行地区自治的民族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主席(或副主席)都由本地少数民族代表担任。同样,自治区、地方及市县政府的领导也由少数民族代表担任。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构具有与当地同级国家政府机关同等的权力。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民族政治环境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前不久因进入中国国务院的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引起了一些边境省份的不满。达赖喇嘛就积极利用这种不满进行活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同样的情况。

  社会的宗教信仰组成也同样是非常不一的。中国官方机构对于宗教的宗旨是——定位于对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据官方数据,在中国信教的人大约有一亿。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得中国人变得很容易受到宗教宣传的影响。法轮功邪教组织积极分子的活动就印证了这一点,在6年的时间里从传统宗教组织跑到这个邪教组织的人就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本文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邪教组织利用宗教信仰和社会机构,从事有利于自己、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分裂社会的活动,并从国外对中国社会施压。

  法轮功邪教的简要情况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90年代初媒体所描述的中国当时的生活方式吧。在当时关于中国的报导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中国:中国人把闲暇时间都用在练习气功上了。人们穿着白色的练功服在公园的草坪上练功,动作要么是平稳、柔和,要么是表现力量的激烈、迅猛;让我们这些观众觉得他们是理想的杀人机器,又是精神修为比忙碌生活的欧洲人高得多的智者。法轮功邪教就是这样开始发展的。

  法轮功邪教最初联合的是那些练习中国传统保健气功操的人。该邪教创建人是李洪志。中国政府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将其称为“邪教”,而且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也没有显露其真实的目的。

  这个组织在1992年5月13日公开开始活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及军人都有加入到这个行列(80年代末,苏联也是这种情况,当时出现的新兴文化和意识形态得到广泛流行)。当时的法轮功在中国也很为流行,其人数大大增加。

  出于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探索,中国的领导层并没有对这个组织的日益流行表示过多的关注。况且,中国政府公正地认为,作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自豪感方面特别需要取得中国民众的支持。民族特性及其文化特点的保持总是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人民的国家观念。同样,气功在国外的快速传播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对外宣传。

  但是,这一次中国的领导层却看错了:这个社会组织在取得保健技术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滋养”,他们的那一套伦理道德及社会宗旨直接传输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意识中,老师和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已经明显是极权邪教的特征了。老师的精神威望高到已触及到学员的个人生活,包括对他们的私生活发号施令。

  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包括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也就法轮功这个政治联盟进行了讨论。中国佛教界的代表们认为,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活动其实就是以佛教术语为掩护,迷惑那些不懂佛教的人们。

  由于法轻功邪教组织支持达赖喇嘛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行为,所以这个邪教组织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支持。1998至1999年间,法轮功邪教组织成员煽动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官方的威信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把该组织定性为极权邪教组织,并开始与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1999年中国国家主席命令禁止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活动,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取缔了该组织。一些邪教积极分子被监禁或是接受强制劳动改造。值得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中国接受过劳动改造的人,以后并不会受到社会及政治压迫——现在甚至是在最高的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中也有一些是经过劳动改造的人。

  李洪志跑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协调指挥法轮功组织的成员和对法轮功抱有同情心的国外组织,在中国的民族政策、公民权力和自由等方面大肆进行破坏中国政府国家政治威望的宣传活动。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邪教组织的成员就在国外大肆传播专门的宣传资料,包括那些好像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邪教成员进行拷打的插图资料。法轮功邪教组织成员还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举办艺术作品展,主要就是集中宣传法轮功分子的作品是爱好和平的,是具有人道主义的。一些外国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在来中国的时候进行一些维护该邪教组织的公众活动。

  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法轮功邪教组织积极进行的宣传活动得到了世界上一些超级大国同类圈子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关心的只是如何破坏中国社会的威望,如何孤立中国。我们注意到,他们以前对待苏联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手段。当时,只要在国家层面上决定政治和经济问题,他们就要提出“政治犯”(尽管他们的思想表面上看来很难懂,但是潜在的破坏国家的力量却是极大的)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邪教的镇压看成是对中国公民自由的打压。而且法轮功邪教在世界上55个国家(其中就包括在俄罗斯)都设有代表处,并大肆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国外的法轮功积极分子还拉起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医生促进人权协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等组织进行公开活动。

  结论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现在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法轮功及其同类采用的是动摇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手段(以前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引起了苏联的解体和地区长期的不稳定)。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担心。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邪教问题是有理有据的,不过反应还稍微显得慢了一点,也没有及时跟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中国官方也还没能提出更有效的信息对抗战略来对抗法轮功邪教组织。

  注一:分析家协会,非商业性合伙单位——分析家协会,成立于2005年,约有500名会员,旨在为国家、社会、生产及商业机构提供信息分析及模拟,解决各种复杂的科技、社会经等的设计任务。分析家协会自建立以来积极开展各项科研工作和教学活动。开发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他们开发的独特的教学大纲被很多有名的高校应用于教学中。分析家协会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及法律活动,提供咨询、论证及教学服务;

  注二:《皇冠》杂志,专业性电子杂志,主要定位读者是信息分析及对各种活动进行模拟领域的专业人士。主要刊登涉及信息分析工作方法、技巧、手段等问题的科普文章。分析家协会成立后,该杂志作为协会下的电子杂志子网站。并由协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2012年9月22日星期六

何兵追罚款,李洪志不敢接信!

【加拿大华侨网8月24日讯】近日,前法轮功弟子何兵屡受法轮功弟子欺负,因此到《华侨时报》社反映实况。目前何兵主要是与北美“反邪教法轮功大联盟”同步行动,帮助曾受过法轮功欺骗和栽害所困惑的苦主们寻求帮助,告知她自己近期所经历的事情。

  今年何兵在法院查询关于法轮功与《华侨时报》官司败诉后需要赔偿付款的法律文件,此官司已经结束了四年,但法轮功的赔偿金一直没有交付,何兵依据检察官的建议,将这文件送交位于唐人街CLARK街上的法轮功人手上,让他们来到付费即可。

  何兵在取得此法庭文件复印文件后,2012年3月23日径直到中山公园见到当时正在那里进行所谓的“练功”而打坐姓张的法轮功,他收到文件后,说了一句:要交费,这是上头的事。

  与此同时:何兵2012年3月28日将法庭文件和信件发给李洪志(因没挂号,杳无音信),2012年4月10日再次寄出给李洪志的信件和法庭文件,4月13日到达,4月21日退回,查无此人。

  何兵在电邮所提供的情况,李洪志在美国纽约法会上,不仅见过我还和我握手,亲自要我花钱买38箱《转法轮》等书,由姓杨,姓竹等30多满地可法轮功信徒及家属用车载回,姓竹的都在场。我不理解李洪志心黑如狼,为啥否定我和他认识并花过我钱的真相?

  据何兵称:“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北美总负责人。他们在魁省法庭败诉一案是连带犯罪案。我的律师告诉我的。所以此案与他精心策划操纵有直接关系,因为涉案信徒张家强第一次接我给他法庭文件时,也告诉我找上面(暗指李洪志),我知道:凡是邪教徒都被李洪志附体和操纵着。李洪志煽动232名邪教徒异口同声做伪证诬陷我,原因是李洪志的弟弟和弟妇骗我花钱买去瑞士飞机票和住宿费1200美金,再向我索5万美金之事被我发现报案。”因此,使何兵醒悟其欺诈,因而脱离法轮功。

  在电邮中,何兵认为李洪志是在中国害死数以千计教徒的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通缉犯。他哪里有真善忍?都是不明真相的信佛的善男信女的附和及纵容。酿成了今天的李洪志有恃无恐,滥杀无辜的一幕幕悲剧!释迦牟尼佛陀的《金刚经》绝没有杀生和残害生命的内容。李洪志是祸乱人的魔鬼转世!

  何兵发给李洪志的信内容是法庭文件和她的作家介绍,目的是让李洪志弃恶从善,良心悔过,服从法律的宣判,不要魔性大法滥杀无辜,佛家弟子知道:哪万劫不复的层层灭尽的下场正在等他犯下的罪恶装殓入棺!

  何兵努力不懈地反法轮功,揭穿李洪志的阴面,维护正义,帮助脱离法轮功的人或其家属,是值得一称赞。

  有法轮功人员说她不是法轮功人,是中国的特务,那么有没有证据,我们这个世界,怎么都要讲实据,没有就是诬蔑行为,何等卑劣。当然不如李洪志的法轮世界,不讲口齿,胡乱说话,据何兵的表达,她与李洪志可算相识,只不过敛了人家的财再不认人了,是真是假,无人能代表自称主佛李洪志发话,倒不如出来面证。

  不过笔者胆敢向李洪志挑战,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欺骗世人而见不了光的罪人,做门人的何必生气,应该学会其师父的缩头乌龟功,连信都不敢接收。不管邮寄地址是否有错,以李洪志无所不能的本领,应该无所不知,那么就等待你的回复吧。

  小冰

  刊登于2012年8月24日

法轮功——它是邪教,还是宗教?

作者:George H. Tsai 金久丰(编译)
按:Times Ledger报隶属于美国纽约社区报业集团(CNG),在过去10年曾获得了超过200个新闻奖项,报道内容涉及突发事件、政治、邻里故事等。2001年3月8日,该报刊登了记者George H. Tsai对法轮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这些自焚者是受到法轮功的洗脑,为了所谓的“升天”放弃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志的教义存在欺骗性。该事件的发生使很多习练者认清并放弃了法轮功邪教,也使美国一些城市不再对法轮功予以支持。
  最近你听说了多少有关法轮功的事情?

  现在发生的自焚事件,已经将这个平静的冥想运动变成中国的一个政治热点问题,或许这在美国也是一个热点。法轮功组织在美国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特别是在纽约,尤其是皇后区。

  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的活动后,双方走上了相互对抗的道路。

  最近由法轮功习练者引发的惨案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据媒体报道,一群法轮功信徒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企图通过自焚升入天堂。他们被法轮功洗脑后相信:在他们练习法轮功 “圆满”后就能升入天堂。毫无疑问,那些自焚者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是时候离开人间、升入天堂了。但他们的这种大胆行为还是让人无法理解。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发生在农历新年前夕的自焚事件造成了1名女性死亡,4人严重烧伤的后果,另外两人在企图自焚时被制止。共有7人参与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还有一位12岁的小姑娘。几天后,一位男性练习者也自焚身亡。

  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的一名幸存者说,他对燃烧的身体冒出来的烟是黑色的而不是白色的感到诧异,因为根据法轮大法的说法,已经圆满的修炼者,身体燃烧时冒出来的烟应该是白色的。当那位严重烧伤的12岁女孩被问到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这位正在康复的女孩告诉我们,在法轮功自焚事件中去世的母亲曾告诉她:在法轮天国里所有的道路都是用黄金铺的,所有的房屋是用黄金建的。如果这些话不是这位小女孩自己编造的,那么法轮功的领导者应该在法轮功的教义中删除这样欺骗性的词句。

  据报道,多达1600名身患重病的法轮功练习者因为拒绝服药而丧命。

  显然,法轮功组织的自焚升天事件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法轮功习练者不再追随法轮功。李洪志现居美国,很多的法轮功追随者已经对这位师父不再抱任何幻想,并对他进行了公然抗议。

  但法轮功的代表断然否认其追随者参与了这样的惨案,因为李洪志反对自杀,他还谴责中国政府对他的追随者进行严厉打击。

  到底什么是法轮(轮法)功(能量)?是邪教、宗教、“气功”(锻炼身心)还是一个精神团体?中国官方称其为纯粹的邪教组织,但对其追随者来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寄托方式。

  李洪志在1992年创建了法轮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经济改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工作以及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法轮功对那些失意的人特别是农村居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那时起,法轮功如鬼火般在这个具有13亿人口的亚洲国家蔓延开来。

  49岁的李洪志声称中国共产党政府是无神论者,所以对任何精神上的东西往往是阻止和禁止的,因为这些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基本人权几乎得不到保护。

  初中毕业的李洪志被他的崇拜者吹捧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他的一个法轮功的信徒说李洪志比耶稣更伟大。此外,有报道披露说一名美国国会议员推荐李洪志参加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在李洪志可能居住的新泽西,新泽西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对李洪志通过冥想运动来促进心身健康的行为表示最大的尊重。但在北京自焚惨案发生后,包括旧金山在内的另外三座美国城市,已经放弃了授予李洪志类似荣誉的计划。

  在网上,法轮功得到的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支持。事实上,学者与李洪志的信徒在网络世界进行着一场虚拟战争。

  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圣人(主佛),同时还预言了世界末日。他在他自己的经文(“圣经”)中说到,他带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将人带入更高的层次”。

  他宣称,药物并不能治愈任何疾病,社会科学不能解决道德下滑的问题,同时还宣称物理学家对宇宙的起源一无所知。

  他并不是第一个发表这类声明的宗教领导人。


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

国际邪教法轮功的历史

作者:В.И.契巴年科 常玉强(编译)
按:文章选自В.И.契巴年科编著、2012年2月基辅出版的文集《法轮功·李洪志的教主崇拜》。В.И.契巴年科是乌克兰“异端与社会”社会组织主席、乌克兰“民主国家的异端与社会”网站总裁。本文立足客观事实,阐述历史真相,阐明了李洪志从法轮功起家、逐步把法轮功变为中国邪教直至国际邪教的演变过程,深刻揭示了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法轮功的真面目和危害。
  邪教法轮功创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其教主为李洪志,原名李来。

  李来于1952年7月7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于1992年在长春举办了法轮功健身气功班,起初定位是中国传统气功的一种功法,李来的角色就是讲解员,讲解习练法轮功的方法和好处。

  自1992年5月至1994年底,李来开办了53期班,其中在北京开办了13期。1992、1993年,李来及其学员连续两次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方博览会;1993年8月,法轮功加入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分会,李来得到了气功师的称号。

  把法轮功变成气功组织后,李来除了教人练功健身之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却自我吹嘘夸大,称只有习练他的法轮功才能“包治百病”,并开始自封为“大师”。他把气功动作、泰国舞蹈动作以及中国佛家理论拼凑成一个带有哲学、宗教色彩的大杂烩,进而,他把这个大杂烩变成了自己的哲学、宗教学说,称之为“法轮大法”,并以此对人们实施精神控制。就这样,李来把一个气功功法变成了一个新兴邪教。

  1994年12月之前,李洪志自称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大师,他传授功法,通过“发功”给人治病,并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94年12月,李洪志的《转法轮》出版,此书的出版被认为是法轮功气功组织演变的转折点。从此,李洪志从气功师变成了“宇宙主佛”,并开始“讲法”,法轮功出现了邪教特征,也正是那个时候,李来改名为李洪志。

  李洪志的法轮功在中国曾一度受到热捧。因此,短短几年内,李洪志及其追随者在全中国设立了39个法轮功辅导总站、1900多个辅导站、28000多个练功点。如此庞大的社会宗教性组织却未曾在任何一个国家机构登记注册。

  为加强对信徒们的精神控制,李洪志在“法轮大法”理论中使用大量新的心理施压手法,其中最为震惊的理论就是“圆满论”,诱导信徒走向死亡。为了死后“圆满升天”、“成佛成仙”,在法轮功习练者中出现不少自杀和父母杀死子女的案例。例如,一名高姓法轮功习练者(重庆市开县天白乡工商所干部高恩诚——译注)称自己已达到“最高层次”,于1998年11月6日抱着儿子跳楼自杀,他本人当场身亡,其儿子经长期治疗后获救;1999年12月16日,一名姓佟的法轮功习练者(辽河油田供水公司职工佟岩——译注)在痴狂状态下杀死了6岁的亲生女儿(徐澈——译注),他边杀女儿边嚷着“升天、升天!”痛失女儿的母亲认为是李洪志害死了她的女儿;自童年起就参加中央电视台银河艺术团演出的陈果,是一位美丽、聪颖、充满前程的女大学生,1996年开始习练法轮功,2001年1月23日,为了实现“圆满”、“升天”,参与了天安门自焚事件;1999年5月,在李洪志生日那一天(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是中国农历四月初八,而1951年5月13日恰好是农历四月初八。李洪志为了把自己装扮为“释迦牟尼转世”,于1994年9月24日将自己的生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译注),法轮功习练者李友林上吊自杀,在他自杀的地方还发现了他给李洪志上的香以及李洪志的照片。

  为了牢牢控制信徒,李洪志编造一系列反人类的歪理邪说。如,练功人生了病不应该去看医生,因为“师父”说过:“医院是不能消业的”;“(药)只能给你去掉这个表面的痛苦,把这个病给你留到深层中。吃药是往身体里面压,等于是积存起来,表面上不痛苦了,可是积存到身体的深层去了。”法轮功习练者不会看病吃药,因为他们相信,李洪志的“法身”会保护他们。在法轮功被取缔之前,就有1400多名法轮功习练者因拒医拒药而身亡。

  199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调查发现,法轮功与气功锻炼方法严重不符,1996年7月24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5种书的通知》。

  中国执法机关开始怀疑李洪志从事偷漏逃税等不法经济活动及其他犯罪活动。李洪志及其亲信通过建立庞大的邪教组织网络聚敛钱财。在此不妨举个例子:李洪志忽悠信徒们花大钱买“佛像”(按他自己的形象捏的塑像),要求他们放在家里每天供奉。数百万信徒都购买了李洪志的塑像,而他们花费的大量金钱却悉数落入法轮功头目的腰包。当李洪志嗅到自己的罪责难逃法网的时候,他逃离了中国。1997年,李洪志只身长时间居住美国,1998年年初,便携妻带女举家移居美国,并很快获得了绿卡,在美国长岛(纽约州)定居,一家三口都变成了美国公民。

  定居美国后,李洪志在国外遥控指挥法轮功组织,继续从事邪教活动。受李洪志的直接指挥,中国国内法轮功开始组织非法集会、群体骚乱等活动。

  1999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根据对法轮功组织活动的调查结果发出了对李洪志及其他法轮功头目的通缉令。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处理邪教活动的决定》。

  法轮功被中国禁止后,活动重心移向欧洲。专家们认为,“法轮大法协会”在整个欧洲的建立乃是法轮功图谋的在全世界发动信息心理宣传的长期战略。国际法轮功组织的基本活动目的是制造针对中国的负面舆论。

  乌克兰法轮功活动始于1997年,发起人是一个叫郭存满(音译,ГоЦуньмань)的中国人。头几年乌克兰法轮功信徒只是宣传法轮功功法,自2001年起他们的活动就露出了邪教特征。自那时起,他们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进行政治宣传,旨在制造针对中国的负面舆论。



2012年9月17日星期一

白俄罗斯的邪教与政治

作者:Vladimir A. Martinovich 方誉(编译)
按:2009年5月15日-16日,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St.Peterburg)位于维丝利瓦斯基岛上的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召开了破坏性邪教和人权会议,俄罗斯司法部部长Alexander Konovalov,欧洲宗派研究和信息中心联合会(FECRIS)主席格利斯·弗德利赫在大会上发言。白俄罗斯新兴宗教运动研究中心主任Vladimir A.Martinovich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对邪教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指出邪教的政治化包括主动参政和被政客利用两种方式,邪教政治化不仅给干涉了国内的政治甚至是立法领域,包括法轮功在内的邪教甚至被超级大国利用作为向本国施以政治压力的借口。
  由于教派、邪教、新兴宗教运动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又是政治活动的客体,所以我们要从以下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来探讨“邪教和政治”这一主题:

  a)邪教在政治领域内的普遍渗透;

  b)邪教对政治生活、社会、甚至立法领域的干涉与影响。

  在本次演讲中,我会将主题“邪教和政治”系统化,将其作为现代社会邪教历史发展的一个例子,分析白俄罗斯在这块领域的发展情况,研究出一套考量邪教对一个国家政治的影响程度的方法论。

  邪教参政

  事实上大多数教派和邪教都不会参与政治,为什么少数派会呢?我们将对此做出分析,这是本次研究的重点。通过研究邪教历史,我们将了解导致新兴宗教运动参与政治的各种因素。

  对政治的兴趣往往始于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评论。慢慢地,邪教开始以自己的教义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对社会的看法。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并没有要求获得政治影响力,也还没有规划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策略。大多数情况下,较小的邪教会给现存的政治组织大唱颂歌以期获得影响力。所以1994年的“占星家”和2001年的“异教徒”这两个异端组织会拥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并预言他执政期间一帆风顺。“异教徒”也拥护1994年全民公投的结果。

  很多邪教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氛围中应变自如,并试图从精神层面施加影响。比起参与正常性的相关政治活动,他们更热衷于此。最常见的“精神影响”就是各种祷告和行事仪规。白俄罗斯一个有名的“精神影响”例子是五旬节教会在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大楼周围的“祈祷行走”。他们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然,这种对政治的影响的尝试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对国家真正的政治形势没有任何影响。

  邪教自我政治化的结果是促进了政治神学体系的发展,它亟需邪教成员在一个或更多的国家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将他们的教义直接转化为现实。值得一提的是,在绝大多数例子中,开发出一套政治宗教体系的邪教并没有成功付诸于实践。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一领域没有真正的成功预期。不管是要精心创立宗教政治理论,还是要将理论转化为实践都取决于这个邪教的成功发展及其取得发展的能力。邪教的规模越大,政治运作就越成功,但是这些因素还远远不够。不是所有的邪教都是想要夺权的。政治宗教体系的有无并不是邪教发展的主要因素,创立者和领导者的选择才更为重要。

  评价新兴宗教运动有目的性地参与政治的行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是不准确的。一般情况下这些组织的政治需求是不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险的,反而会加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意大利邪教达曼胡尔及其政党——“共同为国家奋斗”。

  某些情况下,邪教的政治宗教政策的实行可能对国家是有利的。例如美国邪教“全世界使命运动”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英语和美国宪法,对美国政府是有益的,相同的例子还有“托尔斯泰的精神联盟”、“马列维奇”和“反酒精”组织对其他邪教的呼吁,显然不是在帮助革命分子,而是在帮助沙皇政府。反对共产主义的“统一运动”体系化对抗在美韩都是受欢迎的。

  也许在邪教发展的整个历史中,最成功的政治项目就是日本的公明党,这个政党由邪教“创价学会”建立。公明党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位列日本三大党,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它证明一个邪教在影响政治形势上越专业、越严肃,那么邪教受政治的影响后自己改变地也越多。也进一步证明如果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框架内得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邪教所创立的政党必须和这个邪教的教义、宗教辞藻及其理念保持距离。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标准是个过滤器,不允许任何只有在精神上有宗派思想的政党进入权力系统。

  邪教历史上有很多纯政党的例子,他们借用教派的教义,试图完全颠覆现存的公共秩序。俄罗斯有“阿里乌斯派统一党”、“俄罗斯国家解放运动”、“统一”,白俄罗斯则有“白俄罗斯基督教联盟”、“白俄罗斯人道主义政党”等等,他们得到的支持都不值一提。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准确地定义新兴宗教运动的自我政治化崛起的问题。当邪教不可能在政党层面上获得权力,他们常常推出某个人作为代表,或者贿赂政客和国家公职人员。但是如果邪教的政党已经得到了权力,诸如“公明党”,他们就会忙着给人民谋福利,那么政客和公职人员就会在全国推动这个异端组织的政治利益。

  典型例子就是五旬节教会成功进入巴西国会。鉴于天主教与当局的紧密合作,巴西五旬节教会以维护信仰自由和忏悔自由需求为名进行斗争。五旬节教会在“危及宗教自由”的口号下和天主教展开战斗,要求获得和天主教一样的地位和特权。获得胜利后,他们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很多福音派在筹备新宪法的过程中获利,通过利用他们的选票来为他们的教会以及他们自己争取利益……获得的好处包括一个电视频道,至少是六个广播电台,政府中的重要岗位,金钱等等类似这样的好处。”

  在所有邪教利用信徒获得权力的国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们不知道作为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牧师如果获胜,结果会是什么。帕特·罗伯逊因在2005年的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上主张刺杀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而登上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共和党温和自由派、摩门教徒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赢得2008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又会如何。

  在白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有一些相同的例子,各个级别的公务员和政客非常活跃地支持邪教的利益。例如,某市前任市长Wysokoe就是五旬节教会的牧师,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决定该市的问题。通常,白俄罗斯的五旬节教会信徒都会不遗余力地成为国民议会的候选人。

  新兴宗教运动另外一个参政方法就是影响大众舆论,目的就是正式修正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当然也有其他的政治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把单纯建立于我有利的舆论和长期规划邪教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在白俄罗斯,规模最大的要数五旬节教会、浸礼宗等基督教异端教派。2003年,他们利用路德教会建立450周年庆祝活动的契机,宣布自己是16世纪白俄罗斯新教的直接继承者。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五旬节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异端教派的问题,他们还创造了“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政治和经济繁荣,五旬节教会成为主流宗教组织——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不禁让人疑惑,国家是否应该认定他们为16世纪新教的“继承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真的会复兴吗?为了维护和推动这个理念,他们已经开始组织大型的公共集会,在大众媒体和宗教媒体上出版书籍、手册和一系列的论文。

  如果新兴宗教运动合法获得权力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也许会采取非法的行动和政治抗议。所以诸如“奥姆真理教”的邪教,在东京地铁投毒事件之前,组建政党“真理党”,四处宣传,严格遵守日本所有法律法规,还参加日本的众议院选举,他们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之后在东京地铁实施恐怖袭击。

  在那些政治环境动荡的国家,邪教在国内政治化的进程就非常快了。对政治环境或者社区环境的普遍不满会引起政治、宗教混杂的抗议。从结构和内容的特点看,大多数抗议都和教派和邪教有关。教主们声称,这是为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的圣战,合理化这样的政治活动。

  传教者利用了政治宣传的各种元素,因为很多信徒围绕在这种先知周围。反对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宗教抗议会大大扩大抗议运动的权力和规模。规模最大又带点革命色彩的在19-20世纪的非洲,此外还有越南的高台教、德国的再洗礼教、18-19世纪北美印第安人的各种教派和18-20世纪美洲黑人的所有宗教运动。其中最特别的是中国的教派运动,中国的邪教在反抗当局的政治运动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

  政客利用邪教
  邪教参与政治并不总是邪教出手,也不总是伴随着宗教教义的政治化。政客、当局、国家安全系统利用邪教也是邪教政治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牵涉到两个或两个国家以上的国际例子和国家内部的政治例子区分开来。

  利用邪教来作为要素之一影响国际政坛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所以邪教只是要素之一,而且绝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因素。当今世界,大型国际组织及联盟都希望新兴宗教运动能够插足国际政坛来保护人权和宗教自由。但是在这一领域的法律保护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保护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和自由首先被邪教组织滥用,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活动不受阻碍,其次作为一个合理的借口来给其他国家施以政治和经济压力。

  第一种情况,在和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邪教借用在文明社会里普遍出现的语言,宣称支持所有个人的、民主组织的、立法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在国内却施行和这些所谓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修炼、教义和教规。而社会,尤其是人权组织非常相信邪教,保护他们免受“诽谤”。

  第二种情况,美国国会于1998年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院每年会在全世界发布宗教自由白皮书,已经影响了邪教或教派问题在国际层面上的政治化。全世界的人权和宗教组织都在收集宗教少数派受压迫的例子,或真实或伪造,为白皮书的发布做好准备。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宗教少数派和这个白皮书的作者有利益上的瓜葛。牧师E.P.的研究显示,美国如果和某些国家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比如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有军事基地,那么美国就会无视这些国家侵犯宗教自由的事实。

  那些国家,不管有没有侵犯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基本上不会在白皮书里提及。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只要一和美国有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之前被责难侵犯人权和自由的,之后关于他们破坏宗教自由的言论即刻就会消失,不管他们的迫害行径是否还在继续。我们可以得出和牧师E.P.研究结果一致的结论,一个国家会以侵犯宗教少数派自由为借口向另一个国家施压。但是,事实远不止如此。邪教受到额外的刺激——他们被迫害了——来维持一个繁荣的景象。信徒们受到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信徒被那些要毁灭他们的组织包围,这些都让新兴宗教运动兴奋不已。

  这就为控制教徒、制造一种无辜感,为这个组织的活动赋予重要意义提供了机会。这个人权组织在这块区域被激活后,新兴宗教运动就散播一种遭迫害的气场。但是现今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在大众传媒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大叫所有人都在迫害他们,他们希望能够吸引各种国际组织和超级大国的注意。而超级大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认真评估所有的控诉,最终目的是将各个国家纳入自己蓄谋已久的全球政治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邪教的利益就和一些超级大国的利益一致了,只有主张“被迫害”这一概念的动机不同而已。

  在中国邪教的发展史中,“法轮功”是符合美国和新兴宗教运动共同利益的最佳例子。他们散播各种事件,或事实或编造,以此为借口施压于中国政府。特别是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在访华和访德期间公开支持邪教法轮功和科学教派,这一结论就更好理解了。

  很多政府利用邪教为情报部门服务,例子不胜枚举。据此,我们可以把老问题“邪教是否被间谍活动所利用”换成新命题“如今间谍活动中利用邪教有什么新花样”。这显然会引来世界各地著名科学家们的公开讨论。五旬节运动研究领域最有名的专家、学者贺伦华特(Walter J.Hollenweger)曾写道:“……同时,军方发现五旬节教会的重要性,它已经渗透到了很多国家,于是就利用五旬节教会来赢得民心。比如,为了让人们接受北美的生活方式,他们送民众进入五旬节教会,人们受到了‘转化’变成了牧师,进而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方法复制到很多国家,五旬节教会的社会和政治的战略性意义都受到了这些国家的认同。”

  情报部门自己也承认,他们会利用邪教。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1920年1月4日-1996年4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第10任局长,就有权力利用传教士来为情报部门服务。中情局第12任局长斯坦福·特纳(Stansfield Turner)曾在1980年说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牧师是“在国家层面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下”“唯一可以用的方法”。中情局第17任局长也利用传教士进行情报工作。我们还能在美国国会听到,韩国的中情局利用统一教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摩门教主教,这也是众所周知。但是最有趣的例子要数美国最大的两个教会联盟——全美基督教协进会和美国福音派协会——抗议美国中情局利用传教士进行间谍活动。

  在国家内部政治斗争中,邪教和教派最常利用反对派的力量,所以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根本不会混杂在一起。利用邪教为内部政治斗争服务影响最大的是邪教参与1917年俄国革命,紧接着是巩固苏联政权的准备活动,一直到1928年。多亏了科学发展及Bontsch-Brujewitsch的建议,革命分子利用了邪教对沙皇的绝望,对迫害宗教少数派的不满,和对因革命需要占领教会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分子与各种各样的邪教进行合作。

  同样有趣的是现代白俄罗斯利用各种基督教异端教派进行内部政治斗争。20世纪90年代末,反对派人物Pawel Severinets以基督教为基础,创造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1999年末,他创立了“基督倡议”联盟,并向俄罗斯人民阵线党内的基督教组织和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青年阵线官员寻求支持。尽管“基督倡议”联盟付出了很多努力以求获得全国所有教会的支持,但是其实质性的支持只有一些基督教异端教派的代表特别是五旬节教会的支持。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年,某些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我们国家的宗教少数派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他们的信徒越来越多,是在野党的储备力量,因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发展进程。”

  但是在真正的政治战场上,白俄罗斯的在野党并没有急于和五旬节教会合作。这其中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因为在野党领导人看不到任何合作的契机。而且五旬节教会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支持反对现有体制的斗争,因为他们参与了社会和公共管理来推动“白俄罗斯的黄金时代”这一理念,他们希望这个活动能够成功。而且部分高官还会公开支持五旬节教会(例如Paschkevitsch I.I.)。任何对在野党的公开支持都会被认为是导致“白俄罗斯黄金时代”失败的原因,同时也会失去那些公务员的帮助和福荫。2002年,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即将通过,这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辩论。部分邪教、公务员以及政客公开宣传“信仰自由”,主要目的是阻止该法律的通过。“基督倡议”联盟为了防止失败,就计划收集50000个签名提交给国会以废除或者修改这项法律。

  尽管受到了强烈抵制,但是这部法律最后还是通过了,这激起了大多数邪教的极大愤怒。但是却没有发生任何抗议活动,因为尽管他们都想这么做,但是镇压邪教组织的事件并没有发生。绝大多数的宗教团体都成功重新注册,从惯例性的抗议声明到大型的政治行动都没有发生。“基督倡议”联盟单靠自己的力量发起的“信仰自由”没有收集到签名。宗教组织成功重新注册后,因为并没有发生冲突事件,所以它不可能奢望能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在野党利用不满的宗教少数派这一潜力股的计划失败了,因为首先在野党并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潜力到底有多真,到底有多合情合理,其次宗教少数派的不满并没有重要到值得冒险与执政党对抗。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1998年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框架下,谨慎地追踪着国内的宗教形势,甚至指责白俄罗斯侵犯宗教少数派的权利,但是由于意识和宗教组织自由的问题,至今为止都没有正当理由来给白俄罗斯施以政治压力。同时,五旬节教会积极参与2004年末乌克兰“橙色革命”并取得成功,显示了宗教组织巨大革命潜力。我们又不禁要问,到底白俄罗斯蕴含着多少这样的潜力。紧接着围绕基督教福音会“新生活”发生的事件刚好成为理想的试验品。2005年,“新生活”和政府在教堂建筑上发生了冲突。相比这场冲突的特殊性,这其中运用的技巧更为重要。2005年9月,教会领导人在明斯克执行委员会大厦门口举行了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以求获得满意的解决方案。

  同时,一条消息传开来,福音会的基督徒们将会组成教会联盟,向当局提出要求,在这条消息最后,他们警醒当局:“1989年,罗马尼亚当局对抗议的教会人员残酷的、欠考虑的做法导致了罗马尼亚政府的剧变。”2006年,Severinets和一批年轻的在野党政客向传媒宣布成立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和其他宗教组织直接合作”的政党。很快,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对“新生活”施以援手,并决定参选下一届的人民代表,还呼吁基督教徒支持他们的政治计划。2006年10月,“新生活”绝食抗议,并和国内外媒体密切合作,与外国大使馆接触。2007年4月,“新生活”拼尽全力以最大的宣传力度募集50000个签名反对现行法律。出乎意料的是,这次募集活动进展缓慢。事实是所有白俄罗斯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并没有非常支持“新生活”这个概念。最后他们居然还跑到正统教会募集签名,而且还是在没有告知签名是谁组织的、是为了什么而募集的前提下。

  所有“新生活”的行动提高了其在白俄罗斯基督教异端组织中间的知名度。美国国会发言提及了“新生活”的问题以及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活动。但是煽动革命爆发以及白俄罗斯的基督教异端教派的政治活动均以惨败告终。这种失败并不是指“新生活”在法庭上败诉,这没什么意义,而是指基督教异端组织没有能力达成共识,调动起信徒数量的优势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可以预见的是,基督教异端教派挑起革命的潜力仍然存在。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和五旬节教会插足政治绝对不会被责难,这是他们的权利。问题首先在于他们干涉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其次是在寻求外国和国际公民权利组织帮助的过程中,最多是反白俄罗斯意识形态,但他们却与白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第三缺少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而这种有建设性的行动纲领足以让他们像巴西一样成功进入国会。

  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政客们不仅仅会利用邪教,还会发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所以在90年代初,俄罗斯执政党往往会通过表达对宗派主义问题以及外国间谍活动的担忧来博得选民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邪教就会被刻画成一个可怕的敌人,他们是造成社会问题和负担的罪魁祸首,他们的灭亡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政客们经常提及宗教少数派的权利被侵犯的问题来赢得选民的呼声,而此时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和自由会得到全面保护。

  再者,公众如果知道政客、国家官员和邪教合作,反对派就利用这一点来破坏他们的名声甚至是免职。俄联邦安理会秘书长Oleg Lobow和奥姆真理教合作,或者是俄联邦总理Kirijenko S.V和科学教派合作的消息一旦泄露给媒体,他们的支持率都会一落千丈。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前任主席Stanislaw Schuschkevitch不得不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和韩国邪教“统一教”保持联系苦找借口。

  有时候政客和官员会与邪教合作。这个也许是经过了冷静的思考,但也许只是一时的无知。波兰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和总统班子人员参加了印度新邪教“生活的艺术”的研讨会。冰岛高级官员因为邀请萨满教清除政府大楼的恶灵而被解雇。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还同意给邪教“基督科学教”5000万美元的赞助。在白俄罗斯,也有相同的例子,莫吉廖夫市的政府部门花钱请巫师降雨,并积极与韩国的统一教合作。

  以下表格总结了所有邪教自我政治化的方式及被政客蓄谋利用而政治化的方式:

被政客利用而政治化
自我政治化
内政
外政
理论层面
实践层面
1.目的是破坏稳定或推翻现有政治体制,参与革命的准备和实施阶段(外部的压力)
1.利用宗教问题向其他国家施压




1. 从邪教的意识形态角度评论政治行为
1.渗透进权力系统(政党,国家行政机构)
2.  以反邪教的名义或保护宗教少数派自由和权利的名义赢得选民支持
2. 利用邪教为情报部门工作
2. 开展政治理论和宗教教义研究
2. 建立政党
3. 通过寻找敌对政客和官员与邪教的联系来降低他们的支持率
3. 在精神层面上影响政治
3. 支持现有的政党(煽动选举)
4. 与邪教合作
4. 建立符合自己邪教利益的公共舆论
 影响社会政治生活,修改邪教和教派相关法律
5.游行示威活动
6. 目的是破坏稳定或者推翻现有的政治体制,积极为革命做好准备,并付诸实践(内在动力)

  















  



















  研究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宗派主义和邪教,都可以用这张表。相应地,我们应该将宗派主义和邪教政治化的量变标准和质变标准进行区分。质变的标准是表格里项目的数量,量变的标准是每一项的具体例子的数量。

  我们将这个模版套在白俄罗斯,根据质变标准,白俄罗斯宗派主义的自我政治化的程度基本上在平均数以下;根据量变标准,这个国家邪教的政治化程度相当低。另一方面,被政客利用的邪教在国内和国外政治化的质变、量变标准也在同一等级。而邪教对白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教派和邪教活动对立法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原文网址:http://griess.st1.at/gsk/fecris/spb/MartinovichEN.htm

2012年9月11日星期二

上贼船易,下贼船难——论隐性的精神控制

作者:颜文靖
虽然很多人指责法轮功对其习练者进行精神控制,但是李洪志和法轮功习练者却否认精神控制的存在。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人家明明是自愿的,而且李洪志也没有拿着皮鞭逼迫他们天天练功。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两厢情愿,过程中也没有一丝的强制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贼船”时……

  法轮功习练者加入法轮功团体时的确是自愿的。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条贼船。法轮功在拉人“上贼船”的时候,通过欺骗、暗示等手段,达到对听众的控制。所以说,这种自愿是在欺骗者的引导下、诱惑下、暗示下发生的。在不自觉受骗的那段时间中,受骗者正是相信了欺骗者所说的一切,思想被其暂时地、局部地控制了。

  表面上看,法轮功在入门阶段的宣传与—般的团体招揽会员一样,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来不来随你。但由于他的宣传承诺与虚假广告一样,带有夸大和隐藏的欺骗,看起来比同类气功更好更有吸引力,因此入门的人就更多。不过说起来,几乎所有的受骗上当,都是在人们自以为自愿选择的情况下出现的。我们谁没有被广告骗过呢?哪次不是我们主动地把钱奉上去呢?或者有些人看到短信的中奖信息,自愿地给别人汇款。所以,对比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虽然这些信徒们一开始是自愿的,但是他们是被欺骗的。他们被迷惑了,不知不觉地被控制着。

  我们先来看看一般人是怎么参加法轮功组织的。设想一下,李大师面对这些还“未开化”的“常人”的时候,张嘴就说:“你回去就不要去关心父母妻儿,然后工作也不要做,天天念我的经文,听我的教导,然后要把钱捐出来,并且全心全意投入到大法中来,我就带你去天堂。”你会信吗?鬼才信!当然,李洪志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开始的时候他会强调,练功有益身心,自己的是最好的功法;炼他的功,以后就不用去吃药了。特别是在气功热的时期,这种说法一下子就抓住许多久病不愈的人的心。不过,信徒们自愿参加法轮功组织是因为一开始他们不知道法轮功的真面目——不知道那是条贼船。而且,先期加入的成员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宜传,这种熟人传播方式也减弱或消除了人们的防卫,李洪志将这种传播说成是“人传人、心传心”,实际上如同传销的方式一样,也是利用熟人关系与信任,降低人们的警觉,增加传播的容易程度。

  世界上许多极端团体或邪教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经历与心态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上去的自愿性。看看世界著名的邪教就可以发现,在初期、入门阶段,这些团体的领袖人物会宣称加入本门本派、学习本门功法或本门理论会有诸多益处。特别是那些极端团体的领袖无疑地承诺给人们想要的种种利益好处,比如祛病强身、躲避灾难,比如全家受益、永久幸福……而这些益处肯定是迎合人们的愿望和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在入门阶段就大力宣扬该功法不同于其他功法。

  这种欺骗与诱导,就是一种隐性的精神控制。有了这样隐性的精神控制,这些“常人”就开始步入了李洪志设下的圈套。从中我们看出,法轮功的真面目其实没有一开始就对常人抛出。而一开始的“好处”让人心甘情愿地成为李洪志的信徒。

  “下贼船”时……
  要是法轮功习练者要退出的话又会如何呢?表面上看,好像没有谁拿着枪指着你的鼻子禁止你退出,可是这种强制方式不表现于外在手段,而是利用人们的各种心态和愿望等无形的精神压力来进行。

  一般迷信的人都伴以假想威慑力,如“不敬重神灵,就会被五雷劈顶”。这种假想威慑力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十分强大的暗示,它不让人们去进行理性的思考,只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承认、服从。李洪志在弟子心目中既敬仰又畏惧,认为“师父”能给人福报,也能给人恶报,无所不能。

  进入法轮功组织后,如果你想退出,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先看看李洪志的一些说法。

  李洪志说:“只要一动念,我的法身就知道。”(《在悉尼讲法》)“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转法轮》)“一旦你降为常人了,无人保护你,魔也会取你的性命呀……而且也会回到你身体上来。”(《精进要旨》)

  他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明示暗示你,每天有“师父”“法身”的监视,一旦你动念反对或者退出,不仅得不到他所承诺给你的各种好处,还将有可怕的后果与报应伴随着。包括轻则将“业力”还给你,遭受病痛折磨,留在人间“轮回吃苦”;重则“下地狱”,生命被“淘汰”、被“销毁”,“形神全灭”等等。其间有着许多更具体、更多样、更可怕的描述。特别是在法轮功被取缔后,李洪志多次强调,对“法轮大法”是好是不好的一念,就决定了人的存与灭,就决定了人在不久的劫难中被淘汰还是被留下。而且针对法轮功成员的退出转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各种警告:“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精进要旨》)

  有了这样的铺垫,当法轮功习练者们一旦产生怀疑,甚至有想要退出放弃的想法或者做法时,这种隐性的强制和潜在的压力就会不知不觉在成员内心出现,并发生作用。由此而出现了许许多多在其他人看来荒唐可笑,却又绝对真实的故事。比如,很多人对于直呼和书写李洪志的名字,内心都是战战兢兢、充满障碍的,特别在走出法轮功的初期和将出未出的阶段更是如此;一旦身体有些不舒服,就会立刻想到,是不是恶报来了?是不是我不该退出?一旦走路绊了一下,被什么东西碰撞了一下……也立刻会想,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凡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与报应联系起来。由此而产生焦虑、担忧和恐惧,有些人在这样的心理压力折磨下,或者由于其他因素,又回到了法轮功中。退出恐惧的普遍存在,证实法轮功一类团体精神强制的存在。

  这种以恐怖后果作威胁来进行精神控制的方式,贯穿于整个“法轮大法”。对于相信李洪志的法轮功习练者来说,这事实上构成一种强大的隐形压力。虽然平时从表面上看,这种压力并不显现,因为李承诺只要修炼他的法轮大法,只要不退出不放弃法轮功,就不会有这些后果,更会有“圆满”带来的永生永久的幸福。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精神控制都是在被影响者自以为自愿相信、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在这种隐性的强制中,控制者隐藏了意图和外在的强制方式,初期容易使人接受,而不会将施加影响者视为敌对者或者对立的一方。而一旦上了“贼船”,要下来就非常困难。然而,这种精神控制在表面上却是显得没有强制性的——要退就退吧,但是后果自负!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思想控制不采用显性的强制,这样可以让“教主们”显得更加无辜,也显得理直气壮。

关于“白日飞升”现象的思考

作者:昶冰
2010年1月至8月,凯风网发布了47名法轮功痴迷人员为追求“白日飞升”而自杀(1人自杀未遂)的案例。查阅具体个案发现,痴迷人员并不认为自己的“白日飞升”行为是自杀,而是修炼“圆满”。由此可见,“白日飞升”的痴迷人员与现实生活中因绝望、压抑以及患有抑郁症而自杀的普通人员不同。在此,笔者对痴迷人员“白日飞升”现象作简要分析。

  一、“白日飞升”现象的特点
  笔者作了粗略统计,痴迷人员“白日飞升”现象有以下特点:(1)从性别上看,女性偏多。自杀的47名痴迷人员中,女性25名,占53.2%。(2)从年龄上看,中老年居多。40岁以下的6人,占12.8%;40岁至60岁的39人,占83%;60岁以上的2人,占4.2%。(3)从方式上看,跳楼(河、桥)的居多。跳楼(河、桥)的24人,占51.1%;上吊的8人,占17%;服毒的7人;占14.9%;自焚的4人,占8.5%;用利器自杀的2人,占4.2%;绝食的1人,2.1%;撞击死亡的1人,占2.1%。(4)留下遗书的4人,占8.4%,从遗书的内容看,他们均表示坚信“法轮大法”,认为“白日飞升”就是“圆满”了。

  二、“白日飞升”现象的诱因
  诱因一:“学法”痴迷导致正常思维被取代,使痴迷人员把“白日飞升”现象合理化。

  在47名选择“白日飞升”的痴迷人员中,“学法”痴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为什么说“学法”痴迷是“白日飞升”现象的重要诱因?第一,“学法”使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占满了痴迷人员的意识。学法时,痴迷人员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越来越弱,时间一长,歪理邪说在他们的意识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正常思维被越挤越小,直至将整个意识完全占满,使修炼前形成的正常思维完全被取代。因此,痴迷人员只能用法轮功歪理邪说解释现实中的自我、他人和社会现象,导致自我角色认同出现错位。第二、法轮功歪理邪说扭曲了痴迷人员对死亡的认识。对生存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本能。李洪志鼓吹弟子修炼的目标是“得道、圆满,回到天国,实现返朴归真。”并把“圆满”的方式描述成“白日飞升”,把“圆满”后的“天堂”描述成一切都是金做的。在李洪志“圆满”论的影响下,痴迷人员认为身体的死亡是“圆满”的方式,是到天国去享福,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终极目标。这种错误的认识淡化了痴迷人员对死亡的恐惧,甚至乐意面对死亡实现“圆满”。如,曹丽在“白日飞升”前留下内容为“妈妈:我现在已经修炼成佛,女儿要先走了,我要带着儿子一起飞上天堂,儿子和我一起去享福去了。”的遗书。第三,由于痴迷人员全盘接受法轮功歪理邪说,正常思维又被扭曲,使痴迷人员把“白日飞升”当成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痴迷人员看来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所谓“必然性”,就是把“白日飞升”当成修炼法轮功的必然结果;所谓“合理性”,就是通过“白日飞升”结束生命是合理的。

  诱因二:幻觉出现使痴迷人员把“白日飞升”当成生活的现实,唤起了追求“圆满”的激情。

  在这47名痴迷人员选择“白日飞升”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幻觉,表现出情绪亢奋、思维混乱、用虚拟的主观幻想代替现实生活。痴迷人员之所出现这种幻觉是长期集中学法,强烈渴求“圆满”而形成的一种错觉。如:刘新允跳楼前高呼“我要走了,我要升天了”;张慧在跳楼前大喊“我要放下生死,我要圆满升天”;刘明书在“自杀”前表现出不断地呻吟,口中念念有词“‘师父’给我‘消业’、我要‘上层次’了,我在往神路上赶……”等症状。

  幻觉的出现,使痴迷人员把“圆满”、“白日飞升”、“天堂”等虚幻的东西当成现实,觉得这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使他们追求“圆满”的激情被充分唤起,选择“白日飞升”行为的可能性剧增。幻觉引起的激情唤起容易使痴迷人员产生几种狂热的认识:一是以为自己修炼法轮功取得了巨大“成就”——终于可以“圆满”了;二是以为错过这次“机会”将难得有下一次“机会”,机不可失;三是产生强烈的心理满足,觉得找到了人生归宿,并且选择权就在自己手中。

  大多数痴迷人员选择跳楼、跳桥和跳水等方式实现“白日飞”,就是在幻觉的影响下,追求那种“飞走了”的感觉。

  诱因三:“消业祛病”导致有病不治,却又摆脱不了疾病带来的实际痛苦,误把身体的死亡当成摆脱痛苦的方式。

  据资料分析,47名选择“白日飞升”的痴迷人员中,44人患有不同的疾病,患病率占93.6%。痴迷人员患病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并且绝大多数疾病完全可以治愈。但是,受李洪志“消业祛病”的影响,他们误把疾病当成“业力”,不敢、不愿接受治疗。事实上,没有治疗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又无时不刻地折磨着这些痴迷人员,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痛苦不堪,摆脱痛苦的愿望强烈。此时,一方面是李洪志描述的“天堂”美景占居了他们的意识,另一方面现实的病痛又刺激他们渴望摆脱痛苦。在渴望“美景”和摆脱痛苦两种心理交互作用下,推动着他们选择“白日飞升”行为。

  三、防范对策及建议
  法轮功痴迷人员“白日飞升”现象的特殊性,需要从社会、家庭和应急机制上努力,预防和降低痴迷人员“白日飞升”现象的发生。

  1、完善社会预防机制。通过完善社会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群众优势,了解痴迷人员的生活状态,对他们修炼法轮功的行为做出准确评估。基层社区服务人员平时要加强与痴迷人员近亲属的沟通,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情绪、行为,观察有无异常行为,做好综合分析。帮教志愿者要加强帮教,用事实揭露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欺骗性,帮助他们摆脱法轮功的精神控制。

  2、营造家庭关爱氛围。从部分痴迷人员的遗书看,他们仍对家庭亲情充满眷恋。由此可见,良好的家庭氛围,可有效地降低痴迷人员“白日飞升”现象的发生。首先,要阻断痴迷人员继续“学法”,生活中多沟通,分散其注意力,避免幻觉出现。其次,创造条件让痴迷人员有病治病,尽最大努力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增强身体适应状态。再次,关注痴迷人员的现实生活,缓解“白日飞升”应激事件带来的心理冲突。

  3、建立应急处置措施。从具体案例看,每个痴迷人员在“白日飞升”前都有特定的行为表现。如,有的情绪亢奋,大喊大叫,说“我要‘圆满’了”;有的出现幻觉,胡言乱语,说“‘师父’来接他(她)来了”;有的思维混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等等。特别是痴迷人员的“功友”、“同修”出现“白日飞升”事件后,会强烈地刺激他们做出选择,这时进入“白日飞升”的危险期。发现上述情况后,要立即做好两件事情,一是藏好家里的农药、利器,检查门窗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白日飞升”实现的条件。二是安排家人或者相关专业人陪护,做好心理疏导,淡化亢奋情绪,恢复理智思维等。必要时可送入相关医院或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