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网民：全能神强迫他人入教

核心提示：新加坡人Sdraco经常在个人博客Timeofyourlife发表文章和诗歌。2005年1月12日，Sdraco在博客上发表了对全能神（又称东方闪电）的看法，认为全能神是邪教，教义荒谬，手段恶劣，同时担忧全能神会毒害新加坡，毒害天真无邪的儿童。
　　中国有个邪教叫全能神，起源于河南省。部分网站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个邪教的情况，包括教义、理念等等。他们用虐待、引诱、欺骗、行贿等等手段让基督教徒加入他们的邪教。他们声称只有相信那个女救星，人们的罪才能得到神的宽恕。新的时代是国度时代。

　　它预测地震、战争爆发的时候主就会再次降临，也就是世界末日，可是地震、战争都爆发了，主怎么还没来呢？

　　你能想象如果全能神在新加坡“营业”吗？我肯定很多人会被洗脑入教。新加坡人各种安全保障措施都很好，但如果你看下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你们就会知道很多地区的百姓很容易受伤害。这个邪教会强迫他人入教，如果不从，他们会敲断你的手脚，一把火烧了你的房子。所以在新加坡，很多人也许很容易被洗脑入教，但是如果他们诉诸暴力，我们肯定就报警，向议员投诉，这个邪教就不那么容易招人了。

　　有时候我会为儿童担心。他们没有社会阅历，很容易上这个邪教的当。如果我们过度保护，那么他们就会生长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以为“天下无贼”。

　　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解释世间的险恶和生活的现实，慢慢地向他们揭示生活的真相，因为他们需要知道。

2013年纽约华人新年巡游活动再次拒绝法轮功参与

综合美国“纽约之声”网站（Voicesofny.org）等媒体消息，2013年2月17日，华人团体“繁荣华埠总会”（the Better Chinatown Society）在纽约市举办的“第十四届新春爱心大游行艺节”活动中，以组织方的身份再次拒绝法轮功参与。

　　据悉，从2008年起，华人社团就拒绝法轮功参与他们组织的新年活动。在今年的活动中，近百名法轮功成员混入了“繁荣华埠总会”组织的巡游活动中。由于无法参与正式的巡游，法轮功人员混杂在纽约华埠勿街（Mott Street）人行道上的人群中，自娱自乐了一番。

　　巡游组织者、“繁荣华埠总会”主席田士锐（Steven Tin）以“潜在的安全问题和争议”为由拒绝法轮功参与巡游，并表示法轮功成员“永远别想加入”每年的巡游活动。

　　据法轮功称，它准备就被拒参与新年巡游活动向市、州及联邦当局抗议巡游组织方。不过，去年巡游活动结束后，法轮功曾向市议会和市长办公室小区协助小组递交信件表达他们的不满。市议会当时回应称正对此事进行评估，而市长发言人则表示：“法院已多次裁决，巡游是自由言论的一种形式”，政府方面无权要求巡游活动组织方应将何人纳入活动中。法轮功也向纽约警察局提出举办自己巡游活动的请求，但警方以活动场地已被其他巡游组织方申请为由予以拒绝。

　　据了解，在今年“繁荣华埠总会”组织的巡游中，“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Chinese Anti-Cult World Alliance）也加入其中，受到热烈欢迎。正准备竞选纽约市长的华裔领袖刘醇逸也参加了这次巡游活动，令华人倍感振奋。

法轮功被列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

据“宗教与法律”（Pr.kg）3月12日报道，“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非传统宗教及其可能的发展前景》推介发布会于3月7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进举行。在发布会上，该教材作者以法轮功为典型案例，将邪教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危害做了说明。

　　该教材由Н·М·高金娜与弗拉基米尔·什高里内共同编写，由“统一”社会基金组织联合出版。该书阐述了对新兴宗教组织活动的各种不同观点：除了详细研究新兴宗教组织的结构、学说和工作方法外，它还研究了邪教对社会已经存在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该教材的信息部分还建议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作者什高里内说道：“人们对出版这样的教材呼声已久。此部教材中详细介绍了新的宗教流派——比如像法轮功这样伪装在体育运动社团之下的邪教组织。该教材以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为基础，其中包含着与许多与不同宗教流派、‘商业’邪教组织的头目和信徒们的直接交流与接触。我们与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紧密合作，在互联网上广泛搜集了其他国家处理此类邪教组织的信息。”

　　负责召开此次推介会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代表查奈别克·波托耶夫表示，这部教材是中亚首部反邪教教材。他说道：这部教材对于大学老师、大学生、国家公务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来说，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为教材出版提供财政及筹备工作帮助的“统一”基金组织执行主席奥列格·塞尔涅茨基讲到：“教育部赞同该反邪教教材，这本教材将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大学及司法机关中免费发放。”

宗教和邪教在人生价值上的不同

核心提示：人生观就是人们关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等人生问题的根本看法、信念和观念。宗教、邪教在回答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价值、人应该怎样活着等问题时，均有不同的取向和评价，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对两者人生观的比较和评析，有利于认识其本质和功能，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着积极作用。
　　在人生价值上，宗教与邪教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方面。

　　宗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佛教、基督教均承认并正视人间苦难现实，认为世间的苦难由人类自身的罪与恶所造成，苦难源于人类，伴随人类始终。而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总是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存在矛盾冲突。佛教还论证了人生的“无常”、“无我”，提出了三个命题，即“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以此推论出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从佛教、基督教对苦或罪恶的洞察中，可以看出，人生是苦的命题不仅仅是佛教对人生价值的总判断，也是基督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在对待“苦”的问题上，宗教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于他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以期死后能与大梵天相结合，回到永不死亡的宇宙本体之中。那么，在对待人怎样生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问题上，宗教有其自身的理解和作为。有的教派从自身的修行出发体现信徒自身的价值，从而达到调节世俗人群行为规范的目的；有的教派从满足社会物质、精神需要出发，以“入世”的具体行为，强化其社会功能。

　　如佛教认为，人生是“受报的人生”、“因果的人生”，人生是来偿还过去的业债的。《因果经》中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由此引导信徒认识到，人生价值在于偿还业债，在于现世修行、通达无我、舍离爱取。道教则以抱朴守真为其价值取向。老庄认为“朴”即人活着要淳朴、厚实，“真”即克服虚饰诈伪。老子还认为，做人要有“自知”、“知常”之明。而这种“明”既是人生态度，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对人生价值的解释，表明其不同于那种只逐物欲、不见自我，只有私欲、不见天理，只随智欲、不见精神的偏睨之明。佛教更多的是主张由苦而解脱，慈悲众人，这才是有理想的人生、有思想的人生。要求信众“广度众生”、“济贫教富”，这是人生价值之所在。此外，宗教还将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当作利乐众生的事，当作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之一。许多高僧和其他教派信徒都谙熟医道，并以行医救人为乐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既是其体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是许多宗教信徒实现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

　　邪教在人生价值问题上，主要是从“末世论”出发，对人类的前途命运、人生意义等失去信心，使信徒们信仰那些被抽象化了的社会异己力量的象征物——神，从而形成了关于神的信仰。因此，李洪志用以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是“积德”的多少。但判定好坏的标准又是荒唐的。他说：“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这就是说，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类价值与天界中神的价值是相反的。据此，他们认定，人是最低劣的，人类是十恶俱全的，人的存在毫无价值，要说有价值，就是仅仅为教主活着，以图在教主的率领下出世升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许多邪教受害者抱着上“天国”、“做法王”的幻想走上了自焚之路。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另一面来干预破坏人类的正常生活，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法国以“耶和华见证者”为代表的“末世派”，鼓吹世界末日来临，煽动信徒为教主贡献一切，完全否定了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尊师”麻原彰晃以传授“超人能力”诱惑民众，鼓吹人无价值，应坐禅入门，追求解脱，后来逐渐发展为敌视社会，直至认为执行“尊师”杀人指令为正当行为，完全丧失人性，以此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

　　来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宗教、邪教人生观之比较》

　　作者：何敦培 

俄邪教危害儿童遭取缔

俄罗斯法律与司法新闻社2月25日报道，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法院已经将当地一个幽禁其成员的伊斯兰团体——“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 （sect of “Fayzarahmanists” ）定为极端性宗教组织，并取缔其一切活动。

俄“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教主萨塔罗夫（图片：环球网）

　　2012年8月，根据鞑靼斯坦调查委员会命令，当地执法官员会同俄罗斯检察长办公室、卫生健康监督部门、公共紧急事务部门对“菲尔扎拉曼主义教派” （sect of “Fayzarahmanists” ）进行调查，这个组织是以其创立人菲兹拉哈曼·萨塔拉夫的名字（Faizrakhman Satarov）命名的。

　　检查中发现，组织内部20多名儿童的生活条件根本达不到国家消费者保护、福利健康和防火安全等监察部门规定的标准。

　　调查同时发现，该宗教组织有未成年人参与，这违反了俄罗斯法律及儿童权益规定。

　　官方调查报告同时指出，该团体的活动导致一些家庭由于宗教分歧而破裂。检察官办公室说，该教派要求其组织成员要与外界隔断一切联系，禁止上医院或送孩子上学校。

　　萨塔拉夫违反法律规定，在教派内部向儿童进行教育。

　　检察长办公室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该教派活动，认定该教派为极端主义宗教组织。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与检察官的公诉要求完全一致。

　　注：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83岁的萨塔罗夫（Faizrakhman Satarov），自称是个抵制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先知，得到从神而来的异象，在鞑靼斯坦喀山地区一座清真寺的地下掩体内创建了该组织，而他则成为国王，率领信徒，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通风系统、无灯光的地堡内居住。这个地堡的内部结构俨如一个蜂巢一样，通道纵横交错，总共有八层。跟随萨塔罗夫的信徒，就在这里居住了近10年，期间有人怀孕及产子。这个教派共有70名成员，当中包括27个孩子及青少年，最小的仅18个月，最大为17岁，许多孩子都是出生于地下，从未见过阳光，其中一名17岁女孩已经怀孕。2012年10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闻讯后在俄罗斯东南地区的萨马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国内不断蔓延的极端主义邪教势力。

邪教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动

核心提示：邪教的传播和危害社会，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具备从文化角度究其原因，探其根本的价值，本期起，节选求实杂志社编辑张西立的文章——《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当今世界邪教横行的一点文化分析》，对当代邪教产生、传播的文化根源作一探究。

　　摘自张西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对当今世界邪教横行的一点文化分析》，载《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4期。作者简介：张西立，求是杂志社编辑。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什么克隆、基因、纳米等层出不穷，让人有点应接不暇，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有能力最终揭示整个宇宙的奥妙所在；另一方面，各种实质上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组织也相继粉墨登场，什么“奥姆真理教”、“大卫教”、“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法轮功”等不断滋生横行，贻害人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保证它能够置身其外，不受其害。这不能不使理智犹在的人们进行深入的反思：渐入佳境的科学技术与邪恶无比的邪教组织并存于现代社会，偶然乎？必然乎？

邪教在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动

　　邪教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肆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它是在传统宗教日见式微，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巩固其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的形势下产生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的渊薮。它在本质上是对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异化与反动。

　　众所周知，构成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是科学与宗教。宗教和科学对于西方世界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反相成，不可或缺。

　　首先，二者在实质上是互相反对、水火不容的，双方在各自的基本观点上各执一端，突出表现为“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宗教一方坚持认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所以能如此有效地运转，根本上是冥冥中造物主一手缔造的，这一切是所有一切可能的安排中最合理的，本质上是出于“预定的和谐”，人类对此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即便是试图有所理解，也须严格遵循“先信仰，再理解”的理路，否则就是目中无“神”，任何对万能的造物主有丝毫冒犯或亵渎的言行，都将被视作叛逆和异端。当今传统宗教界人士对克隆技术特别是对呼之欲出的克隆人表现出一种抵制的态度便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崇尚科学理性的一方则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生自灭的，其发生、发展都有其确定的客观规律，而人类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不听命于任何外在的指令，而是坚定地相信依靠自身的本质力量——“理性”可以最终洞穿万物的机理。基督教教义完全是欺人之谈。这一原则发展到后来被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所进一步巩固下来。“达尔文主义同哥白尼学说一样，是对神学的一个沉重打击。”（罗素语）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以“上帝”为核心观念的基督教仍然在西方文明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构成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我们看来，有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晚近的一些时候，在美国田纳西州讲授进化学说仍然是非法的，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抗圣经。

　　其次，科学与宗教在世界观上固然对立，但这种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二律背反”现象却是西方生活世界的常态。生活在基督教传统氛围中的多数人对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早已“习焉而不察”。假使没有这种基于灵肉二元分裂而形成的坚硬的对峙状态，西方人的生活世界可能就会因此变得无所归依、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综观西方文明发展史，尽管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从来都没有间歇过，二者间不乏此消彼长，但只要总体上彼此还能够对峙，西方人生活世界就能够得以保持必要平衡，而一旦随着一方的长足发展，另一方处于下风，甚至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丧失了强有力的反击而只剩下防守的份儿的时候，习惯于科学与宗教共生共存那种较为稳定的二元结构的西方人的生活世界就面临着一朝坍塌的危机。于是，源于精神世界空虚、迷茫的各种社会动荡现象便会应运而生。

　　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强调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基督教神学的地盘步步退却，而科学的领地却不断扩大。随着20世纪中叶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人类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材料科学等众多的领域取得了把以前所有世纪加在一起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巨大成就，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出现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科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人类从中看到自身强大的本质力量。科学早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开启心智窗口、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工具，在“唯科学主义”兴盛的今天，科学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在整个文明形态中的话语霸权地位。

　　俗话说得好：两极相通。漫长的中世纪是宗教神学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而那时也是迄今为止称得上西方文明发展史上最黑暗、最残无人道的历史时期。如今科学取代了神学，理性取代了信仰，必然性取代了偶然性，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变的有章可循，“上帝不投毂子”这句话也许最经典、最直白不过地表明了现代人对因果决定论原则无往而不胜的绝对信赖和庄严承诺。然而，大约从原子中“驱除不走的幽灵”到一直视形式化为圭臬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困境，又象似在表明遵循决定论传统的现代科学尽管功莫大焉，但绝非尽善尽美、毫无瑕疵；至于它要试图独自支撑起人类的全部生活世界，对于现今的科学来讲，则不免有些羁越和狂妄。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特别是技术逐渐登上话语霸权的地位，一种旨在反对或否定科学（技术）的声音如“科学终结论”也颇有些声势日隆。这种论调显然是有些极端，但谁又能否定它的出现毫无道理呢？

　　正是在这种“唯科学主义”甚嚣尘上，传统宗教势力日见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形开色的打着“科学”旗号而实质上反科学、形式上与传统宗教有许多类似之处然而在内在理路上却是与其格格不入的邪教组织纷纷粉墨登场。

美国反邪教运动回眸

核心提示：邪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反邪教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弘扬科学、反对邪教的各类措施的施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冯春凤的论文《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对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民间反邪教活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顾，今天起，我们将节选其中的内容，为大家介绍现代欧美的反邪教运动概况。

　　正文摘自冯春凤：《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冯春凤：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

　　【提示】本文追述了从1960年以来西方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反对邪教的民间组织活动，也部分地涉及了其它欧洲国家的反邪教活动。文中还分析了邪教运动在西方萌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在西方政治制度和宗教观念与人权观念支配的社会中开展反邪教活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遇的困难。

　　本文是对20世纪后期美国和欧洲反邪教运动的回顾。不言而喻，这一运动与邪教活动[1]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活跃是相关的。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是一般不为欧美的大众和主流教会赞同或接受的所谓“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简称“NRMs”。这中间包括了一些“异端的”基督教教派（Christian sects），如像"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会"，显然只有最为正统甚至持基要主义态度的基督教会人士才会认为它们是“邪恶的”；其次，新宗教运动包括了像“科学学教会（Scientology Church）”这样的组织，也包括了“上帝儿女”这样的打着基督教旗帜的宗教运动；还有货真价实的邪恶宗教，像奥姆真理教，或人民圣殿教或太阳圣殿教这样的宗教。后面的两类有时可以称作cults或cultisms。但在欧美，还有好多具有东方色彩的宗教，如哈里克里希那以及一些非洲来的神秘宗教都是cults。Cult或cultism通常所指的是"具有狂热膜拜性质的宗教行为或运动"。新兴宗教在欧美的兴旺，据说是因为二战以后大量的移民进入欧美社会，如像印度的，中国的移民在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来到北美或者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有时也由于输入外籍劳工而到达德国或者瑞士。但移民们带来的宗教只是在移民聚居地传播，民族或种族的性质使人们只把它们当成一种异域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当成本国的新宗教。而这些宗教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它们的非理性主义和异文化性质，所以显得怪异并令人困惑，是不容易让人接受的。新兴宗教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欧美各国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变化，就美国而言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新兴宗教频繁出现就与当时社会上的反文化运动相关。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分化和越南战争造成了民权运动，二战刚刚结束时造成的高出生率使得60年代的美国社会承受了巨大的教育和就业压力，也使大量当时的青年人产生失落感和社会边缘化的感觉，这些挫折使他们形象地自称为“垮掉的一代”，联系到越南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人们纷纷在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之外去寻求慰藉。这就是新兴宗教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在欧美，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新兴宗教现象，例如英美的“神智学会”，法国的后催眠魔术团，英法各国均有的各种招魂术（spiritualism）团体。巴尔干地区有“大白兄弟会”（Great White Brotherhood）,在丹麦有马提努斯学会（Martinus Institute）,在英国有"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几年，美国社会的思想混乱，每到暑假大批出身中产阶级甚至上层家庭的纨绔子弟涌到旧金山和洛杉矶来，那里的五彩斑斓的多种族文化很有吸引力，并可以容易地买到各种麻醉品，嬉皮士、雅皮士们在这里还享有性的自由，如果他们有更高一点的精神需求，可以遇到各种各样东方来的瑜伽师、古鲁、禅师。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各种新教派也在这里劝人入教，像“科学学教会、“耶稣之民运动”等等。一开始，有钱的体面的家长们虽然心存忧虑，但还是容忍了子女们的荒唐，但当越来越多的"大孩子"们放弃学业、委身于某一个宗教组织、把所有财产都送给所"归向"的宗教组织，而且有的人一旦离家便杳无音信之后，家长们这才开始着急了。向学校讯问，向警方打听，向政府部门抱怨申诉……家长们饱受了所有各种"邪教"的侵扰和丧失儿女的痛苦。这种背景下便产生了最早的反邪教组织。[2]　

美国反邪教活动的简单回顾

　　在美国最初的反邪教组织是反对宗教膜拜的互助网络，它属于犹太人社会。1972年有几个非常狂热的福音派组织宣称他们将要发动一个争取新信众的传教高潮，称作“Key'73”计划。这引起了犹太人上层长老们的不安，在美国各地的犹太长老们立即作出反应，表示谴责这个破坏犹太人社团的做法。为了使犹太青年不受极端主义的传福音派别的拉拢（它们包括了统一教会、上帝儿女和国际之道等），同时又能对抗一些东方的宗教神秘主义，旧金山海湾区的反邪教组织成立，对抗了“归向耶稣的犹太人(the Jews for Jesus)”传道组织。第一个最有争议的极端主义福音传播团体叫做“耶稣之民（Jesus People）”。最初出现于南加州的消夏海滩和城市中的街道上，在那里向不晓事的青年们传道，拉他们入教。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它因为成功地“劝说”许多青年入教而名噪一时，它的教主自称先知，说自己是摩西·大卫，所有入教的青年都成了教主的儿女。[3]这个教会内部的性观念极开放，因此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团体。许多为儿女入教困扰的父母于是在1972年组织了“从'上帝儿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长委员会（The Parents Committee to Fre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from the Children of God）”,简称Free COG。该组织成立以后的活动是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同时家长间加强联系，劝导孩子们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来。纽约州的首席检查官在1974年具文谴责了“上帝儿女”。但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没有采取具体的救助措施。Free COG只得向新闻媒体求助，由后者在报刊上披露消息，呼吁社会帮助。1973年Free COG又改名为“美国父母志愿者（Volunteer Parents of America）”,以后又改称“公民自由基金会（Citizens Freedom Foundation）”。在它的影响下，父母们救助儿女的行动在民间发展起来，在70年代这个自由基金会的下属组织还有好些个，像北卡罗莱纳州的"公众警惕邪教（Public Awareness of Cult）"、内布拉斯加州的“关爱儿女（Love of Children）”和马里兰州的“个人自由基金会（Personal Freedom Foundation）”等。1976年一个反对“精神控制”的组织爱德霍克委员会（AdHoc Commission）成功地说服了参议员Robert Dole组织一个听证会来听取受害者父母们的申诉。该委员会还同“个人自由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of Personal Freedom）”联系准备给家长们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回顾起来，家长们的行动尚缺乏统一性，政府的考虑重点也不像一般公民。它认为"大孩子"的美国青年们有他们作了自己的宗教选择的权利，如果以家长们的意见为准，则会影响到美国人的基本民权或民主的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顾虑和观念也使警方和行政当局在制止新兴宗教组织的活动方面往往犹豫不决，即令有人同情家长们也表示爱莫能助。但在美国社会中，由于其长久的清教传统，对于异端或不那么正统的基督教思想都有一种强烈的谴责立场和态度。在正统基督教派眼中，这二者都无分别地成为了cults(邪教和狂热膜拜团体)。在1975年以前，所有不那么传统或正统的宗教都被称作cults。因此在1975年以后，当家长们为自己的子女而站出来谴责新兴宗教时，也都一律称之为cults或cultisms。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基督教正统派的极端立场看，不仅摩门教，甚至惟一神论派或罗马天主教都成了cults。这一认识立场的不利一面就在于每一次当反邪教组织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些议员的支持，准备提出法案以法律行动来反对邪教时，都会因为基督教方面的保守论调或过激言论而"搅黄"整个事情。看见福音派方面的反邪教的说法，老于事故的议员们也就会收起反邪教的发言稿,怕被指责为侵犯美国的权利法案，无视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

　　反邪教团体的活动稍有进展是在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敦（Jonestown）自杀和谋杀了教徒以后。那是1978年末的事，当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死亡惨状以后，无不愤怒谴责人民圣殿教及它的教主琼斯。反邪教组织为保护自己儿女们所进行的斗争一下就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4]。这件事的积极结果就是反邪教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络网。但是参议员Dole为此组织的听证会却跑到岔道上去了，国会的听证会上，出了大批“打横炮”的发言人，当反邪教组织到场作证提供材料时，自由派和一批学者也发言，反驳了前者提出的一些论据和理论。结果Dole参议员自己先软了下来，不再支持提出一道立法来制止新兴宗教在美国的活动。由于国会的调查一直是黑箱操作，所以Ryan众议员的死也就没法炒得沸沸扬扬。最终，琼斯敦事件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导以及以之为题材的小说。但除了几乎一边倒的对邪教的谴责，反邪教组织在立法制止邪教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5]

注释：

[1]首先声明一点，关于什么是邪教，即令在国外也没有众口一辞的结论和标准。我们中国人理解的邪教，意为邪恶宗教，译为英文就成了“evil religion”或者“evil cultism”。但在国外研究新宗教运动的学者中间，一般不采用这个说法。而近年来由于“法轮功”引起的人们对于邪教研究的重视，中国学者一般用cult来对译“邪教”，因此，如果是外国人士阅读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处理法轮功的消息报导的英文稿，看到“cult”时，他们并不会联想到“邪恶的”这一层内涵。因此笔者建议，邪教就应该译为evil cultism或者evil religious sects或者evil religion，以免引起歧义。

[2]Jack N .Porter ,Jew sand the Cults :Bibliography ,Fresh Meadows , NY: Biblio Press ,1981.

[3]James R,LewisandJ.Gordon Meltoned. , Sex , Slanderand Salvation : Investigating the Family / Children of God , Stanford ,CA : Center for Academic Publication , 1994 .

[4]但这种同情很快又给另一种困惑所代替了。在琼斯敦惨案之前，众议员Leo J . Ryan一行曾经到圭亚那去参观人民圣殿教的“模范移民点”，但他一去便死在那里了。在惨案报导一段时间以后，这位众议员的女儿叫Patricia Ryan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参与了对他父母的谋杀，这在本来就没有人说清楚过的琼斯敦惨案上就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美国国会虽然对此邪教杀人案进行了大量的取证调查，但结果从来没有公布，留下来的只是一大批新闻界的报导，有关事件参与者的猜测和扑朔迷离的回忆录。也许人们要过好多年，直到国会的上万页的大摞文件解密以后，才能知道真相了。

[5]Cf .Christopher Edwards ,Crazy for God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9;and Rachel Martin ,Escape .Dencer ,Accent Books,1979.